中国农村剩男现象调查：30年间，2000万女性“失踪”

　　豫东杞县孟庄村村边的幸福西干渠静静地流淌。“风声紧的那些年，谁家怀了女孩儿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这条河里。” 村民刘伟忠对记者说，“当年女孩儿少了，现如今村里有十多个男娃过25岁了还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20多年的失衡累积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天平倾斜了 

　　1982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生性别比达到108.47，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此后随着计生政策实施、B超技术普及以及打非行动开展、关爱行动推行，30多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从快速增长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变化路线。

　　其实中国从来就是个男性偏好的国家，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西安交大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开始稳步上升，达到2000年的7%左右。

　　“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多生’，就只能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为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副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还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刚调到计生委当科员时，湖南省溆浦县民办教师韩生学也颇感自豪，“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穷得吃不上饭，韩生学坚信：“传统观念害人不浅，计划生育非搞不可。”

　　但让韩生学想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发现，在农村基层，节制生育与传统子嗣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老百姓说，子女少了，以后养老怎么办？生不出儿子，不是断了祖宗香火”？

　　由于农民抵制，计生政策也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华曾接受记者采访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 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农民子嗣需求大路不能走，只得走小路。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在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后来看到的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19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 2个孩子, 所以生第 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考虑到大多农村地区都实行一孩半政策，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平。

　　失踪的女孩 

　　西安交大李树茁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女婴高死亡率。“如果没有人为性别选择的干预，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但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

　　然而，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却开始降低，2010年回复到了略低于男婴的正常值。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给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树茁说，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失踪”女性大大增加。

　　豫东孟庄村村民刘伟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是90年代后期吧，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 姬伟忠说：“女孩人流下来，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东边那个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马蒂亚·森的估计中，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孩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就失踪2013万女性，占到了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