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　为老手艺找新出路—— 一座城市的非遗保护样本剖析

　　银川　为老手艺找新出路

　　——一座城市的非遗保护样本剖析

　　人民日报记者  朱磊

　　前言

　　近年来，银川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依然面临传承和发展困境，这也是全国在非遗保护与发展方面共同面临的问题。6月17日，《人民日报》12版以《银川为老手艺找新出路》为题，从老手艺估值、保护、发展，管理方面如何上紧发条、创新机制，对银川的非遗保护样本进行了剖析，本报予以全文转载。

　　保护成效明显，仍有传人难觅的痼疾；作品走俏，但非遗市场化探索的争议不断……银川的非遗保护与发展现状，折射出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老手艺如何估值、保护、发展，管理上如何上紧发条、创新机制？剖析一座城市的非遗保护样本，应有裨益。 

　　——编者

　　保护传承在路上  

　　“实在找不到好徒弟”，感兴趣的多，肯钻研的少

　　惠鹏云手持电烙铁，屏气凝神，悬空的手腕一点、一勾，点了睛的雄鹰，顿时目露精气、展翅欲飞！ 

　　至此，耗时一个多月的芦苇画“鹰”，总算功成，惠鹏云也长出了一口气。 

　　作为银川市级非遗项目芦苇画的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惠鹏云屡获大奖，颇受关注。“咱们赶上了好时候。”惠鹏云说，国家对非遗的重视，让芦苇画有了更多的受众。传袭四代，芦苇画如今在他手里发扬光大，而且改变了过去简单的构图和技巧。一幅“壮志凌云”，连鹰头上细密的绒毛都能勾勒得栩栩如生；一幅“八仙过海”，仙人们神态各异，呼之欲出。 

　　近两年，宁夏羊皮价格下跌，很多二毛皮厂家亏损严重。可福兴二毛皮厂老板丁和平不仅不着急，反而准备扩建展示中心和厂房。“全靠非遗这个金字招牌！”自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丁和平名气大涨。传承了五代的老手艺，告别了小打小闹，福兴二毛皮厂去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元。 

　　的确，银川的非遗保护，看上去正处在好时候。经过4个阶段的普查，银川市共调查2000多人，拍摄录像资料近800分钟，拍摄图片资料3500余张，收集实物500余件。目前，银川市非遗普查信息已近万条，现有国家级传承人3人，自治区级传承人26人，市级传承人70人，县级传承人91人。且已形成了贺兰砚雕刻、刺绣、剪纸、二毛皮制作、羊羔酒酿造、麻编、芦苇画、六盘山木版年画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民间传统工艺精品体系。 

　　然而，非遗的真实现状，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乐观。最大的问题，就是传人难觅。“很多艺人年老体弱，基本生活都有困难，更别提钻研技艺，有些老技艺则因为艺人的离世而成为‘绝唱’。”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专干张洁说。 

　　惠鹏云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嫡传弟子，“不能让这门手艺在我这丢了。”要实现这个愿望，难度不小。“既要能静下心来学，也要耐得住性子磨，更要有一定的天赋和悟性，这样的年轻人很难找。”他曾经想让子女继承手艺，但儿子上了大学，压根不感兴趣，女儿则缺少悟性，只能作罢。 

　　接班人难寻，几乎是所有非遗项目共同的难题。“实在找不到好徒弟。”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民间刺绣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琴感慨，感兴趣的人多，肯钻研的人少，“女儿是我硬拉着来学的，进步很快，但还没有闯出名堂，现在连糊口都难。”

　　市场之路有争议

　　筹划成立非遗开发公司，但不少技艺几乎没有市场，许多人有顾虑

　　“要养艺，先养人，连吃饭都成问题，更别谈传承艺术。有补贴的国家级传承项目都十分窘迫，那些县区级的项目，其境遇可想而知。”银川市文化局副局长郭林坦言。一头白发的贺兰砚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闫森林也很无奈，“学了手艺还不一定能养家”。

　　那么，能否通过走市场，让非遗创收，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呢？

　　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走市场，开发衍生品。据张洁介绍，经过考察与论证，银川已初具思路，正在筹划成立非遗保护开发公司，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营销理念，让传承人以技术入股。

　　不过，走市场同样有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走市场的确能够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生活水平，但有可能失去其原真性，让手工艺者成为流水线工人，甚至失去非遗本身的价值。这也是许多人最顾虑的地方。

　　因此，在这个规划中，银川特别提到了老技艺的完整传承与保护。“必须加强政府的引导与规范，民间艺人一般少有经营才能，技术参股但是不参与经营，只进行业务指导，这样既能让他们有分红收入，又能有资金和时间来反哺技艺，教授徒弟。”郭林介绍了他们的规划。

　　这种规划，是面对工业化冲击的必然之举。

　　“老手艺耗时、耗精力，与工业生产的效率没法比。”闫森林的一方砚从选料到加工，历时一个多月，而机器加工只需要一天。经常有人会质疑他：你的砚台怎么贵这么多？会不会在坑人呢？

　　“能一样吗？”闫森林认真地说，“懂行的一看，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

　　非遗传承人本身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也有差别，“比如剪纸，伏兆娥的回乡剪纸已经成为一个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品牌，但是大多数尝试走市场的剪纸仍然举步维艰。”张洁说。

　　还有一部分技艺，几乎没有市场，怎么办？“这就要充分搭台，让他们展示、展演，找到合适的传承途径。目前，我们已举办了两届西北非遗博览会，而且正在打造非遗项目展示中心。”郭林说。

　　“能不能学习日韩，成立技艺传承所。国家出钱，用项目的形式来推动，让资金真正落实到非遗项目的发展与传承上来。这对于一些不适宜走市场或者不愿意走市场的传承人而言，应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老技艺如何走下去，一些传承人也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考核管理须从严

　　控制申报数量，提供法律保障，告别过去撒胡椒面的状态

　　“保护非遗，必须告别过去撒胡椒面的状态。”分管了几年非遗工作，郭林总结道。

　　由于前几届的非遗申报工作，命名立项尺度失之于松，项目鱼龙混杂，重复很多。“仅贺兰砚制作技艺，就有7个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剪纸、刺绣，几乎每个地区都要报几个。这使得非遗项目泛滥，拉低了艺术价值。”郭林说。明年将要申报第四批市级非遗项目，银川市将依据现有项目情况严格控制申报数量。

　　“必须理顺机制，从艺术价值、保护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上提升非遗的高度。”郭林说，为此，银川市今年出台了考核非遗传承人与传承基地（点）的细则，并加大了优秀传承人的补贴额度。

　　郭林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于非遗传承保护的专项资金：“银川市2013年以前，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才5万元，从2014年开始提升到了10万元，这对于非遗保护而言，杯水车薪。”

　　有限的财力下，银川市仍然创新了不少非遗管理的模式，2009年成立的非遗传承人联合会便是其中之一，“过去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一直松散，通过联合会不仅能让他们拧成一股绳，也能让他们更好地向政府表达诉求。”银川市文化馆馆长季妍介绍。

　　“传承与保护，这不仅仅需要创新体制与载体，还需要法制保障。”郭林认为。

　　非遗传承人大部分都是“泥腿子”，虽有一技在身，却难以用法律自我保护。丁和平有一次在某博览会上发现，有人打着他的名号在卖二毛皮，气得他差点动起手来。这种现象，如今在各地都普遍存在，打肖像权官司，成为很多非遗传承人的烦心事。

　　“这种事越来越多，2011年国家出台非遗保护法，但出台之后却因为部分法条的空泛，没有产生预期效果，4年来，竟然没有一起相关案例。完善这部法律，给予非遗更多保护，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张洁说。

　　而非遗传承人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近年来开始逐渐显现，不少人不再醉心于追求技艺，而是给自己谋私利。“传承人自身也要加大学习，提高自己的素养，精进技艺，唯有如此，才能将非遗传承推向良性循环。”郭林说。

　 　记者手记

　　开发非遗，别涸泽而渔

　　采访中发现，很多社会资本对于非遗产业有着浓厚兴趣。冷门的非遗变得抢手，这本是好事，但要注意的是，资本的短期逐利天性，与文化产业的长回报周期有着天然的矛盾。一些地方在引进资本或者自己进行非遗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流水线取代手工艺、商业利益高于传承利益的倾向，值得警惕。

　　老手艺也能赚到钱，就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这对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开发不能无节制，必须有底线，这个底线便是不能破坏非遗传承过程中的原真性、完整性。要实现非遗的良性传承与发展，“涸泽而渔”要不得。

　　（原载于2015年06月1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