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摩限电：国家权力“内卷化”之弊
06.04.2016 10:52
本文来源: 宁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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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21日开始，深圳交警实施“禁摩限电”专项集中整治活动，在街头巷尾对摩的、电动车围追堵截。根据其发布的消息，截止3月31日，不过10天时间，就查扣了电动车17975辆、拘留874人（拘留无证670人、非法拉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96人、暴力抗法8人）。目前“禁摩限电”行动已出现向其他大城市扩展的迹象。
4月4日，深圳交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深圳交警“禁摩限电”答疑》，说明“禁摩限电”的三点主要原因：深圳道路交通没有设计摩的、电动车的道路；国家无标准，行驶无牌照，上路无依据；摩的、电动车事故多发，隐患重重。
为什么要“禁摩限电”，深圳警方答疑的核心理由是，摩的、电瓶车的管理无章可循。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无章可循，如果无章可循就禁止，显然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事实上，所谓无章可循也仅仅是对中国大陆而言，摩的、电动车在泰国、印度、越南、台湾等地区和国家都有很好的管理样本。最近一篇《台湾为什么不禁摩》的文章就传得很火，值得深圳警方反思。
摩的、电瓶车满足了很多低收入人群的出行需求，而“禁摩限电”这种“择其小者而禁之”的做法，有欺负弱势群体、伤害社会公正之嫌。任何公民都有权力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用交通工具自由出行，如果因为有摩的、电动车在路上横冲直闯影响交通秩序，深圳警方也应该通过提高交通管理水平来解决，而不是取消他们上路的资格。
不过，不要以为“禁摩限电”反映出地方政府不体察社会民情。其实，民情如何，政府比你我更清楚。其实，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没有迈过的“官民之争”的坎。
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基层社会管理一直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长期在管不好还要管、越管越乱的局面中徘徊。究其原因，一方面，地方管理者个人意志过多，考虑社会经济民生太少，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深度介入，让基层自治无从自立。
国家权力的扩张应该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的，否则其扩张就会成为国家权力的“内卷化”，这表面上看是满足了一部分民意，实际上则违反了社会运行规律。不论深圳警方采用何种手段让“禁摩限电”成功，让深圳大街上的摩的、电瓶车统统消失，都不会增加国家税收，也不能提高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通勤效率”。相反，为了维持 “禁摩限电”的政绩，政府还必须付出大量的财政支出，雇用大量协警等非正式的执法人员，来维护新体系的运行。而且，“禁摩限电”还会带来协警灰色收入，以及罚没摩的、电瓶车的灰色销售渠道等问题，成为新的腐败源头。
据《新京报》报道，深圳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下发的《关于调整交通综合整治奖励项目及标准的通知》规定，凡在“禁摩限电”的专项整治中，查获收缴加装铁甲的非法营运三轮车每查处一辆奖励600元，普通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每辆奖励100元，拘留一人奖励500元，刑拘一人奖励2000元。有人估算，只要拼命抓车抓人，一个月赚好几万工资问题不大。
“禁摩限电”是国家权力“内卷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集中爆发，并必然会引发激烈和荒诞的社会对抗。在深圳“禁摩限电”的执法中，一个小伙子，拒绝执法人员没收电瓶车，竟拿起大石头主动将自己的车砸烂，并称“自己砸了也不交给土匪”。视频中的小伙子，话说得不好听，事做得不好看，但是，道理却一点也不差——摩的、电瓶车是合法的私人财产，警方有什么权力没收？
深圳警方“禁摩限电”的行政管理“内卷化”做法，几乎和晚清政府为增加国库收入如出一辙：当外部发展乏力的时候，就向内部百姓要政绩。深圳出台“禁摩限电”的“奖励标准”，事实上是把行政管理权力度让给“想捞取利益但又不用对社会管理负责的营利性经纪人控制”，并排挤掉社会精英在其中的参与和发言权，其结果只会造成基层社会管理权力的混乱，而对社会管理效率毫无益处。
在“内卷化”情况下，国家权力试图更深入地控制基层社会，但又没有能力和办法，遂通过“营利性经纪人”去实施，其结果是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更大的混乱。著名汉学家杜赞奇说：国家权力内卷化造成的后果是社会没有实际的发展增长，采用固定的 “奖励执法”来再生和勉强维持国家权力，必然导致正规化、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其功能性障碍又将给国家权力的稳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局面，将迫使整个国家基层权力机构花费更多时间去做“两头不讨好”的补救工作。
一个社会良好的风尚和交通秩序，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社会自治的公共道德建设来解决问题。譬如在台湾，平均每百人就拥有64辆摩的，警方给摩的在红绿灯路口设立了专门的等候区。我也曾经在晚上探访过台北的社区，所有的摩的都摆放整齐，没有“协警”监督管理，这都是公民社会自治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权力延伸所致。
也许，正在抬头的这种行政权力“内卷化”，和当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反腐倡廉难以深度推进，以及体制内部的惰性，都有密切关系。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内卷化”机理一旦形成路径依赖，中国急需的社会制度创新就很难发生，这是有志之士批评深圳“禁摩限电”应有的高度和远见。
（注：作者才让多吉，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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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2016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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