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评视界下的文化观照
近年来，文艺批评作为整体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维度，广受质疑和非议，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我想与批评家的学养和坚守关系更大。但还是有一些深具学术良知和深厚学养的批评家面对当下的文艺创作理性发言，推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论评著作，对当下文艺创作进行客观解读，指陈问题，剖究根源，为文艺批评界注入清新之风。在70后批评家牛学智的这本新著里，他通过对当下文艺创作不论是影视(比如对《小时代》《致青春》《钢的琴》等)还是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创作数量和质量的全景式扫描，得出了对这个时代文艺创作现状的基本感知，那就是作为经济主义价值后果的“小时代”，不仅是“市场经济人工哺乳的畸形自我”，“是时代锻造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自恋人格”，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改写并进一步具体化哈唯尔意义的‘内在性消费主义’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鼓吹的人所共需的成功故事、幸福逻辑和精神概念，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达基本缺席。
面对现代文学批评遭遇的困境，牛学智的考察和思考是理性的。他通过对几个知识领域的考察，探讨在消费社会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指出，批评要重建有效性，就要走出“四个规定性”。即：批评要走出自我经验规定性，学科规定性，知识规定性，时下响亮的意识形态规定性。牛学智是敏锐的，他通过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研讨会，通过对一些文艺批评现象的观察，获得对当前批评的现场感知。凭他多年研究文学批评的经验，开出了批评要走出“四个规定性”的诊断处方。在当前这个现代、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之中，他发现一些批评家仍然沉迷于自我经验，时代的变化和转型在他们那里似乎是静止的，他们似乎仍然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仍然沿袭陈旧的批评话语，语境的转换没有完成，批评仍然坚持四平八稳的个性化、个体化的经验表述，批评观念陈旧。特别是一些批评家始终没有走出文学学科之内，就文学论文学，以文学批评理论的既有规定性去套时下的文学现象和创作，历史意识和社会学视野基本上被这些精细划分下去的学科规定性所阻断。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的是自然科学学科的精细化分工和量化分析研究。社会科学因受其影响也开始大量效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这种以追求知识确定性为目标的研究当然给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创造了条件。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不尽相同，人文学科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很强，特别是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如果仅仅局限于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肯定会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必须进行跨界研究，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文学研究作为关系人的生存命运和终极关怀，它反映的是整体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的命运在社会变革中产生复杂的社会纠葛。因此，文学批评必须要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之间进行跨界研究，才能理性把握人的生存境遇、人文精神表征，才能进入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精神追问。因此，我们的批评家就是要走出“四个规定性”，把批评视野放到现实秩序的内层，才能内在于社会生活，把握时代脉搏，获取更为精准的诊断；就是要使文学真正出使其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内在活力；就是要让文学在不断地发现人，认识人，批判人，完善人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超越和发展，成为人类精神的不灭之火。
他还把宁夏本土文学放进现代性这个大的话语背景中来审视，让我们明晰地看到宁夏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和差距。从大的方面来说，“宁夏文艺创作在整体上没有摆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图解政策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没有摆脱赵树理路子的影响。”作为西部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乡土叙事常常成为我们作家创作的思维惯性，比如号称宁夏文学半壁江山的西海固文学，一直在苦难叙事和乡土诗意美学的两极徘徊。如果以前因地域的封闭性对我们的作家的创作走不出地域规定性还可理解的话，到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创作就不再是封闭性所能解释得通的了，只能说我们的作家还没有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中走出，还没有接受现代性启蒙。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就必然会出现创作留恋于乡土诗意的传统资源，就会出现重复于叙写和演绎原乡、原教旨的回归主题。一些作家用文学这一公器不断地在修复和完善自己早年的记忆，由苦难的“受虐”到享受苦难的“诗意”，如果不是对现实乡土文明崩坍的逃避，可能就是斯德格尔摩症候群。创作无视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强力介入后的底层现实，特别是无视城市化浪潮给乡村日常生活的解构和颠覆，传统伦理的破碎和毁坏，创作只是封闭的自我呓语，只能是在“宗教元点精神、传统宗法社会和民间民俗文化仪式中”传达安逸、宁静、安详、甜美、幸福和诗意，对苍凉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无一体认。有个别作家尚能体认到这一现实，但他下笔之后，仍然坚信乡土文化正面的救赎力量，把乡村出现的问题全部归结于外力的介入和工业化的入侵，这样的作品只能说是在较低的层次上表达了人的存在感。与“真实”还有较大的距离，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有点“伪”了。当前的现实是，我们的作家大多已经进城，但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对“脱乡”“进城”后的生活尚能勉力适应的话，但对城市生活的观照和书写却缺乏起码的命名能力。当然，更无力观照和叙事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某种价值的断裂。正如牛学智所说：“既不熟悉城镇化后的农村现实，也不了解城市化之前的城市生活——误把已经有的小市民文化价值模式当做城镇化后的城市文化来书写。”这就导致了宁夏本土作家的创作老在边缘徘徊，无法内在于当下的生活，无力介入现实结构内部，无法进入生活的内核，当然，更遑论干预生活，从而实现伦理价值的重建。
写什么，怎么写？一直是理论批评追索的终极目的。面对消费社会、面对文化现代性思潮激荡之下人的现代性焦虑，重建我们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解决这两个层面问题的世界观。之于学术研究，无非是摆脱“奏折化”和“颂圣化”，坚持独立的学理性判断罢了。（赵炳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