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源泉来自哪里？

　　在农家场院里一同表演，在热炕头上坐下唠嗑，在偏僻山沟中互动交流……没有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只有真正的“身入”“心入”“情入”。

　　文艺创作，源泉来自哪里？近年来，宁夏广大文艺工作者沉下心、扑下身，在群众生活中积累素材、汲取灵感，努力创作“宁夏风格”的文艺精品。他们心无旁骛，勇于挑战重大题材，推动文艺创新，用崭新创作形式承载传统文化，生动诠释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

　　“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到基层采风是一个吸纯氧、正视听的过程。深入现实生活，通过反复揣摩和精雕细琢，才能让我们更加准确地定义所饰演的角色。”银川艺术剧院演员张涛说。作为《月上贺兰》执行导演兼演员，他见证了《月上贺兰》的创编过程。

　　2006年《月上贺兰》定稿，其中有一个名为《黄河》的舞段，表现丝绸之路的商人们乘羊皮筏渡黄河的情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貌，导演、编剧、演员多次前往黄河中卫段，坐皮筏、聊历史，观察河工生活，了解他们在黄河拼搏的故事，27次易稿才形成终稿。

　　“近年来，在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一些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现象。例如过分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豪华场面，有的甚至用一些低级、恶俗的东西追求票房。这样的‘文艺作品’只能昙花一现，不可能体现时代精神气韵，脱离了群众的作品终究会死掉。”原宁夏话剧团团长王志洪对文艺创作中的急功近利现象有着切肤之痛。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电视的日益普及，话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观众锐减、市场凋敝，宁夏话剧团也不例外。急于摆脱困境的王志洪筹集6万元打造了一台被他视为“救命稻草”的话剧《但愿人长久》。彩排前，剧团向社会免费赠送了1080张戏票，可彩排当天台下仅坐着两个人。

　　演还是不演？王志洪心里很纠结。如果不演，6万元债务怎么偿还？团里最后决定，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也要演下去。演出前，银川郊区的一位乡长对王志洪说：“乡下农民要看场戏难死了，如果你们剧团能到咱农村去演，农民群众一定很欢迎！”

　　让剧团始料未及的是，第一次下乡演出，并没有受到农民的欢迎。原因何在？农民们说：“演得太虚了，要是能演演咱农民那就好喽。”老农的话让王志洪茅塞顿开，他意识到，话剧受到这样的“礼遇”，是因为和群众的需求脱节。

　　痛定思痛，王志洪骑着自行车走遍了银川郊区10多个乡镇。他发现，当时的农民精神生活贫乏，只要能创作出对他们胃口的话剧，就能赢得农村市场。他带着主创人员走进农村找素材，抓住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先编成剧本故事，接着讲给农民听，得到农民认可后，再形成剧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宁夏话剧团创作的第一部农村题材的话剧《庄稼汉》，接受了40多位农民评委的评审并得到认可，演出取得很大成功。

　　这些创作经验再一次表明，只有深深植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融入亿万人民群众开拓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精品。

　　《月上贺兰》《九州花儿美》《狗儿爷涅槃》《工会主席》《西夏之恋》等28部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中，大部分紧紧围绕现实生活，从普通人的生活、历史深处的细节、时代的重大变迁中提炼出聚合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故事元素。例如《回族干娘》根据马明霞、孙仙梅、马志英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事迹创作而成；大型现代“花儿”歌舞剧《大移民》以宁夏35万生态移民工程为背景，讲述了南部山区的一个贫困家庭从贫瘠缺水的大山迁出，走向富裕和幸福的故事；秦腔《狗儿爷涅槃》以传统朴实的“西北口味”面貌示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专家赞誉为“秦腔的经典，震撼人心，无可媲美”。

　　正是遵循着扎根现实、深入实际的创作精神，宁夏的很多文艺作品获得了全国性影响并赢得国家级奖项。《月上贺兰》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大奖特别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金奖；舞剧《花儿》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表演金奖和文化部第十四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话剧《工会主席》荣获“全国戏剧文化奖”——话剧“金狮奖”； 舞蹈《金色汤瓶》荣获第九届全国舞蹈大赛“表演金奖”；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些作品已成为宁夏一张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实践的精彩是想象不出来的，生活的美好是杜撰不出来的”。今天，宁夏文艺工作者正结合新的时代气息，将博大厚重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精神有机融合，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不断创造出更多有担当、有道德、有温度的佳作。（记者 王刚 和牧川 张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