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挑战

  王一鸣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748元，按年均汇率计算已经超过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人均国民收入978—1.19万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以3855美元为界，在此以下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此以上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此划分，我国已经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我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同样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挑战一：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部分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研究表明，在1970年—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从近期媒体报道的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内陆一些地区“拦截”外出打工人员的事例，也佐证了这一点。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挑战二：高储蓄率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4%，过去30多年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数据显示，储蓄率与抚养比呈现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发生改变。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67亿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 1.1亿人。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到202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2.34亿人和1.64亿人。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将会出现向下调整，并将影响到投资率的变化，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挑战三：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对向我出口技术进行严格限制，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1979年—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上世纪80和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提高20个百分点，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挑战四：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年—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历史高点。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国家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产能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挑战五：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国家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已超过 32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年—2009年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挑战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挑战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乡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业市场化，使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由于不同群体利益差异扩大，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在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技术创新“瓶颈”制约，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各种挑战更加严峻复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艰难。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