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始末

23.11.2015  08:44

  《宁夏的今昔》中的纪念碑。

  建筑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档案。

  关于宁夏抗战纪念碑,久有传说,但多语焉不详。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现将有关宁夏“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情况记述如下。

  立碑之缘由

  查《抗战时期的宁夏——档案史料汇编》,载有1938年行政院致宁夏省政府电报一通,文称:“查本年七月七日为我国抗战周年纪念日,除电请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七月七日双七节,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外,应请通饬全国,包含边区及沦陷区域,于七月七日追悼全体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全国各省市县镇设立公共祭场,并须设为抗战建国而阵亡之无名将士及死难同胞之灵位,于同日午前十时由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参加公祭,全国国民下半旗志哀,一律停止娱乐,素食一日,并须发动各宗教团体、佛道基教、回教等举行祈祷或礼忏。同日正午十二时,全国各省市县镇均须于适当地点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或抗日阵亡将士墓。”

  1938年7月2日,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电饬各县政府、党部:“中央通令全国于七七扩大纪念抗战建国并追悼阵亡将士,本省除省垣已由各机关积极筹办外,仰该县于奉电后,会同当地各机关各学校筹商扩大举行,籍广宣传并将办理情形呈报备查为要。”7月7日,宁夏省各县均举行七七扩大纪念抗战建国并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其中,中卫县给马主席电文称:“七月七日,在本城高庙举行纪念大会及公祭礼,到达民众约两千人,军队公务员一千余人,会场甚形热烈,并于是日在本城正街申明亭(今中卫红太阳广场对面邮局处),行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会后,行揭幕礼,亦至尽穆动人。”

  通过以上档案史料可知,“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乃循国民政府之令所立,而过去所谓“宁夏抗战纪念碑”的说法,则是误传。

  省城之立碑

  宁夏省城(今银川市)为全省军政中枢之地,遵令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本是应当,而因时间、经费等问题,当年立碑之事并无结果。

  因缺少相关档案史料,确定省城立碑时间一事颇费周折。因编辑朱文华先生所写《宁夏抗战纪念碑小忆》一文,知道该碑当时就在朱老当年上学的普济寺门前(今胜利街原水利工程处院内),他曾在纪念碑前参加过纪念大会,但立碑具体时间仍未确定。电话求教一些史志专家,答复未见过立碑史料。最终确定宁夏省城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立碑时间的依据乃是一则档案。

  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社会部档案,见到“宁夏省民众团体组训概况与各项社会运动之实施”报告书一件,成文时间为1940年2月。该报告“推行各项社会运动之实施成效”一章中,有“建筑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一节,内容为:“本会于‘七·七’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会筹备建筑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事先商同第十七集团军副官处,估工计价确定经费,地址在省垣地,南门外普济寺前,于‘七·七’纪念日举行揭幕典礼,以示遵崇,首由本会主任委员领导行礼,各县亦同时分别举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

  由此可知,宁夏省城“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立碑时间为1939年7月7日。

  碑前之活动

  因缺少档案史料,省城所立纪念碑的形制、碑文及揭幕典礼情形不得而知,但仍查得二则宁夏省当局于该碑处进行活动的记载。

  一则是讨汪铸奸运动的资料。

  1940年4月17日,为扩大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并举行讨汪铸奸活动,宁夏省党部举行筹备会议,议决:“择定南门外纪念碑前,为汪逆夫妇跪像,并由省会区党部,及总工会负责筹划奠立像基。”

  是年5月1日下午,宁夏省党政学各界3500人,在普济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同时合并举行讨汪铸奸运动及省垣小学生健康比赛颁奖仪式。会场搭设席棚,张贴标语,在纪念碑前塑汪逆夫妇跪像。苏连元、周百锽、张荣绶、马静菴、金钟秀、马如龙等宁夏党政官员参加活动。大会发出了讨汪通电,并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委员长、前方将士发出致敬电。据报载,当日汪精卫、陈璧君跪像由省垣油漆、木器、泥匠、窑瓦业工会捐助工料塑成,并在塑像旁边立一木牌,上述汪逆侫人侫事,并称:“四海同仇之际,泥塑汪逆夫妇,使□跪于抗战阵亡将士碑□,普济寺前。雄碑巍立,丑像泥塑,实足证忠奸分野。”

  另一则是抗战建国纪念会的材料。1940年7月7日,宁夏省各界万余人,在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召开抗战建国纪念大会。大会宣读了向领袖的致敬电,省府秘书长叶森作“抗战三年来的前瞻与回顾”报告,其后三名党政官员先后上台,柴成霖作“继续迈进,争取胜利”、周百锽作“检讨过去,策励将来”、张天吾作“我愈战愈强的事实”讲演。最后,全场齐声高喊抗战口号,大会圆满结束。

  纪念碑的消失

  今年7月,得《宁夏的今昔》一书,之所以购买此书,全因书中的一张照片——银川市南门外的抗战纪念碑。

  《宁夏的今昔》的作者为叶祖灏,民国时期曾任国民党宁夏执委会执委兼书记长。1969年,叶氏将其1947年出版的旧作《宁夏纪要》修改后,改名《宁夏的今昔》在台湾出版。该书原版图片较少,未收录纪念碑之照。再版《宁夏的今昔》时,叶氏新增了几幅照片,“银川市南门外的抗战纪念碑”便为其中之一。不知是否印刷原故,该照片不甚清楚,但纪念碑形制及规模还是一目了然。需要说明的是,该照片的说明有误,“抗战纪念碑”应是“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宁夏省城“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后来为何消失了?虽无档案记载,但仍有迹可循。

  解放伊始,银川军管会发出通知,要求“各机关洗刷反动标语及马匪鸿逵的题字痕迹”。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洗刷清理工作进行得并不彻底。1952年7月29日,《宁夏日报》载赵志勤对银川市政所出建议,建议第三条称:“反动的标语、图案还没除掉。如省人民政府大门旁有一个碑楼,石碑上是唐渠、大清渠的图,石碑的上端,还存有伪国民党的党徽。另外南关外,公路西有一个抗战烈士碑,上面还有马匪鸿逵的题字。解放两年多了,这些东西依然存在,真不应该。”由此来看,由马鸿逵题名的纪念碑可能在1952年被清除了。(张久卿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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