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这说明，党和政府在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建设这件事上，态度坚决。
垃圾分类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地区有所推动，但总体上看，在多数地方还没有落到实处。全面科学长效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仍然任重道远。我国的垃圾处理有哪些亮点和进步？到底是什么影响着垃圾分类制度落地？怎么做才能避免“垃圾围城”、垃圾扰民？代表委员们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
垃圾分类关系到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委员告诉记者，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015年达1.85亿吨。如果用装载量2.5吨的卡车来运输，卡车首尾相接长度近50万公里，能绕赤道12圈。
大多数垃圾都是被焚烧或填埋。垃圾越来越多，占据的土地也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甚至形成“垃圾围城”之势。“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垃圾处理要秉承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三化’原则。”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代表对记者说，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要做到资源化和减量化，前提是要做好垃圾分类。
上海是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的首批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试点城市还包括北京、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十几年来，这几个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效果都不令人满意。
和垃圾打了19年交道的福建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环卫所路段班长谢智波代表，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我们国家的垃圾分类一直没有落到实处。道路两侧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设施投入力度大，但使用情况并不好，后期维护保养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
在谢智波看来，垃圾不分类给环卫工带来许多麻烦，最直接的便是工作量的增加，而且这也增加了政府处理垃圾的费用。
利用好传统的废品回收渠道，建立分类处理激励机制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启动了垃圾分类工作，但无论是个人的认知、习惯、责任感，企业的回收、利用、产业化，还是政府的投入、管理等，都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谢智波举例说，他负责的路段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清理出一车啤酒瓶。玻璃瓶原本是可以二次利用的，现在的处理方式却是砸碎，因为二次利用的投入要比生产一只新瓶更高。
张全表示，垃圾分类，首先要充分利用好传统的废品回收渠道，比如政府可以利用补贴引导，完善垃圾资源价格机制，补上市场定价的缺口，使得某些类别垃圾的资源价值得到体现。比如当年为减少泡沫餐盒造成的白色污染，曾经赋予每只餐盒几分钱的回收价格，调动了垃圾回收者的积极性，“白色污染”大潮迅速消退。“提高二次资源价格，就会提升社会资源再利用的动力，垃圾分类习惯也会更容易建立。”张全说。
谢智波建议，政府应强制关停取消一些粗放型的不卫生的垃圾填埋处理场，倒逼城市管理更到位；同时加大对垃圾资源回收、有毒有害物品回收处理、餐厨垃圾回收等相关企业的帮助扶持力度，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支持，使之能够发展壮大。
在蔡建国看来，除了城市外，还亟须填补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短板，减少因垃圾随意堆放和丢弃造成的土地和水资源污染。农村的垃圾分类处理，需要从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进行规划，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合理的城乡统筹“污染者付费”制度、适度的社会资本参与，是现阶段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特别是运营资金不足难题的主要途径。
制定完善的垃圾处理法规和标准，提高全社会认识水平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已连续7年被列为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张全介绍，上海的垃圾分类从100个小区试点起步，现在已扩展到500万户家庭、6000余家单位；此外还有约180万户居民申领了以垃圾分类获得积分的“绿色账户”。全市生活垃圾末端焚烧、填埋量目前已呈下降趋势，日均约有2400吨湿垃圾经分类后，得到了资源化处理利用。
谢智波建议，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政府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垃圾处理法规和标准。在理顺机制的前提下，将生活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动员，纳入依法实施的轨道上，通过强制依法实施，使居民及单位形成垃圾分类习惯。
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要做好垃圾分类，提高全社会认识水平，激发群众自觉参与，是一个关键环节。
张全认为，在开展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重点在于习惯养成教育，使之成为公众的自觉意识与行为；在分类知识普及、行为习惯初步建立之后，可以对不分类行为予以处罚。蔡建国建议，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垃圾的危害和垃圾分类处理重要性的认识，使得群众逐步自觉进行垃圾分类。（记者 姜泓冰 何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