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学者李华英

　　1924年的一天，在宁夏泾源县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着一位头戴白帽、身穿长衫的回族青年，他向送别的亲友一一道了赛俩目，然后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在开封东大寺穿衣挂幛，成为河南著名经师马长清大阿訇二十五位名徒之一。他，就是当代著名回族学者李华英的父亲，出生于宁夏泾源县兴盛乡的李文明大阿訇。
 

　　由于李华英从小受到浓郁的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浸染与熏陶，在河南民权县胡集镇小学毕业后又分别在开封中学、山东曹县读完初中。因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他又学习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基础知识。一个用心学习知识的人，一旦入门，顿感知识犹如浩瀚的海洋，即使用尽毕生精力，也只是从中吸吮沧海一粟。于是，他于1954年考入北京回民学院阿拉伯语专修班学习。幸运的是国家为培养伊斯兰教人才，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于1955年在北京回民学院阿专班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李华英有幸成为其首届学生。在回族伊斯兰教知名学者庞士谦、陈克礼、查然、拉提夫等国内外专家的悉心教授下，李华英系统学习了阿拉伯语文选、语法、修辞学、教法学、《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还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57年6月21日，经学院首届即将毕业的二十四名学生与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一道，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的亲切接见，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刘格平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介绍了两校学生的情况。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李华英仍深有感触地说，对一个经学院的普通学生而言，那是非常大的荣誉，令他终生难忘。
 

　　李华英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他从踏进《人民画报》(阿文版)的第一天，直到1998年退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六年。《人民画报》(阿文版)是中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国内外介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国家级主流媒体，当时除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在中国境内发行外，还用十多种外文向世界各国发行。李华英加盟《人民画报》(阿文版)后，很快成为对阿拉伯国家宣传的业务骨干，并于1970年被任命为《人民画报》(阿文版)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后，他敏锐地发现画报的某些内容不仅不受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读者的欢迎，而且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当时已经担任阿拉伯—乌尔都编译室主任的李华英，要求编辑部授权阿拉伯和乌尔都(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穆斯林国家流行的语言)两个版用穆斯林喜闻乐见的内容取代他们忌讳的内容。在这个建议被采纳后，他与乌尔都文版主编张世选先生同心协力，十年间共撰写上百篇有针对性的专稿，收到了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众所周知，从1960年以后的二十一年，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听不到穆斯林的声音，这使外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宗教政策持怀疑态度。1980年，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阴影之时，李华英把握时机，以《人民画报》(阿文版)记者身份到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采访调研，撰写了《中国的穆斯林》一文，以二十一种文字、一百万份的印数，发表在《人民画报》(阿文版)上，其发行范围遍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华英作为一个通晓阿拉伯语的回族学者，在搞好本职工作之余，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协助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做了许多对外交流、合作工作，展示了中国穆斯林的形象。中国伊协连续五次派他出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两次以首席阿语翻译身份履行朝觐义务。一次在沙特国王接见中国朝觐团的宴会上，李华英与中国台湾一位姓伍的哈吉相遇，并互相致意。后来团里有不同意见，认为他不该向台湾哈吉致意，有人还将此事反映给了国家宗教局负责人。李华英不以为然地说：“既然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与他们的美国同行握手言欢，我跟台湾的回族同胞打个招呼，又有何妨?”事实上，李华英率先与台湾穆斯林对话，反映了其当时的对台交往水平。有关领导不仅没有指责他，而且还表扬了他敢于率先与台湾穆斯林对话的胆识。
 

　　1987年，李华英代表中国伊协出席摩洛哥国王主持的斋月讲学会，并交流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今昔》论文。他还给哈桑二世国王赠送了中国出版的《古兰经》原文、马坚翻译的《古兰经》中译本、马金鹏翻译的《伊本·白图泰》等书。由于该书作者是摩洛哥人，加上这是第一个中文译本，此事在摩洛哥引起了轰动，电视、广播、报纸作为重要新闻争相报道，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韦东特意接见了李华英。中国驻摩洛哥使馆文化处为李华英举行了招待会，把他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介绍给摩洛哥各界名流，并请他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另外，沙特《今日报》驻摩洛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并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刊发了整版专访文章，向阿拉伯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情况。
 

　　1989年李华英应邀参加了伊朗革命胜利十周年庆典，受到拉夫桑加尼总统的接见；1994年赴马来西亚出席了伊斯兰与中国儒家文化学术讨论会，同年他还曾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科威特。回国后在《人民画报》(阿文版)上发表《科威特纪行》一文。科威特首相萨巴赫亲王通过其驻华大使馆特来函表示衷心感谢。
 

　　一直以来，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学者把伊斯兰教儒化了。在李华英看来，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是一致的，但意识形态有别。王岱舆等人用儒家术语介绍伊斯兰教体现了伊斯兰教与其他理论求同存异的豁达思想，各种宗教文化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谈不上谁同化谁的问题。为此，李华英撰写了《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并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后来，史学泰斗白寿彝对文章提出了修改意见。白老认为，个别知识分子在阐述时用一些儒家术语，不等于伊斯兰教被儒化，还把文章标题改为《中国伊斯兰教儒化辩》，对李华英的观点予以肯定。《中国穆斯林》刊发了经白老予以肯定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从此，李华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道路。
 

　　2003年1月，李华英应约在沙特“第十八届哲纳迪里亚文化节”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其撰写的《伊斯兰教是倡导和平的正教》一文，引起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的高度重视，特指定他在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殿下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代表各国与会专家、学者发表讲话，其言简意赅而流畅的讲话受到沙特朝野和各国来宾的高度赞扬。在沙特媒体报道了李华英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在王储殿下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的消息后，他一时成了引人瞩目的“新闻人物”。中国驻沙特大使派使馆政务参赞把李华英一行三人接到使馆予以热情招待，赞扬李华英等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发展中沙友谊做出了贡献。旅居沙特的著名学者高文远的儿子高迈从塔依夫市连夜打电话给李华英，激动地对他说：“在这样的场合，代表各国专家、学者讲话，在沙特是最高的礼遇。您的演讲让我们振奋，使中国穆斯林找到了自信。”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华英与《回族研究》主编杨怀中相识，杨先生鼓励他为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做点事情。从此，李华英以大半生对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积淀与热爱，为在中国学术界和宗教文化界做出突出贡献的回族者马松亭、马坚、庞士谦、纳忠、纳训、张秉铎、陈克礼、马金鹏、安士伟等撰写了纪念性文章，从学术、人格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总结回顾。因为这些学者从事的工作、取得的成就也正是他所敬仰，所从事的，一些学者还是他的师长、同学、挚友，因而他写起来得心应手。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对他们高洁的人格文品，对他们在发扬光大回族伊斯兰教文化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予以客观的总结；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了一代回族学者对信仰的执着，对学术的专注，对事业的追求。
 

　　退休后的李华英，只争朝夕，为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文章，即使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员也自叹不如。回族在中华大地的来源与发展轨迹，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论者大多只能以汉语文献为依据，而缺少其他相关文字记录的文献佐证。2006年，河南沁阳水南关清真寺发掘出了一块阿拉伯文古碑，古稀之年的李华英闻悉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对古碑的考证工作。他往返于北京、河南之间，以严谨求实、尊重历史的治学态度，多次实地考察，对古碑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与剖析。李华英撰写了《沁阳回回古碑考》《回回历史重要里程碑的失而复得》《回汉联袂，乃有所成》等考证文章。《中国民族报》以《沁碑，回族的历史记录》为题，刊发了对李华英的专访，《今日中国》用阿文发表了《沁碑，中国穆斯林新的历史见证》一文。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古碑的出土发掘考证过程、文献历史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和研究。最后认定古碑是宋末回族先民刻立，为回回大将曷思麦里驻守沁阳时所立，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提供了最新的实证资料和依据。
 

　　1984年，李华英第一次踏上了故乡泾源的土地，尽管他以著名阿语翻译家的身份受到县委、政府领导的盛情接待，但远未摆脱贫困的乡亲们的一片真情，更给他留下了永不消失的记忆。当李华英准备为十余户亲戚各买上一件衣料时，旁边的人连忙告诉他说，最好都买黑布或蓝布，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能穿。这件事，使他在感受乡亲们的纯朴时，也为家乡人的贫困生活潸然泪下。在三叔家的土炕上，他与亲友们海阔天空地忆往事、话家常，体味人间真情，彻夜难眠。这么多年过去了，故乡仍如此贫穷的原因与地理条件、教育有关，更与历史因素有关。他深感极有必要呼吁学术界志士仁人对泾源回族的历史进行挖掘整理，搜寻回族先民生存、发展的轨迹，分析造成这块地方仍十分贫穷落后的深层原因。
 

　　2008年，当我完成《泾源回族史略》书稿，寄去请李华英先生写序言时，他高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让他情牵萦怀，奔走呼吁的事情终于有人完成了，怎令他不高兴呢?他手持放大镜认真仔细地读着厚厚的书稿，怀着对故乡先民的敬仰，怀着对家乡故地的牵挂，一气呵成，完成了《一部真实的回族历史》长篇序言。他在开篇里说，我与学英还没有见面就有了“如故”的感觉。他认为原因在于，我们既同是陕西先民的后裔，又都是回族文化人，都在力所能及地为回回民族做点事情；更重要的是回回民族的心是相通的，他呼吁为家乡回族撰写历史的想法与我业余付诸的行动且已有结果的事实不谋而合。
 

　　与其说李华英先生是为《泾源回族史略》写序言，还不如说是他以一个回族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较高起点上为历经磨难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泾源回族人民说公道话，为家乡代言。
 

　　李华英在洋洋洒洒一万余字的序文中，除了对笔者以对先民的敬重和缅怀，抱着高度责任心撰写《泾源回族史略》给予首肯外，对造成泾源落后的深层历史原因进行了剖析；对少数所谓学者不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而得出泾源回族素质低下在于“重经而轻书”的观点给予驳斥；对回族经堂教育在培养人才上的巨大作用给予肯定；对一些人记述历史有意避而不谈真实情况，只记述“满园春色”，而对人们饱尝的“数九寒天”之苦只字不提的做法予以批驳；对泾源先民历经十余年坚持反清斗争的壮举给予肯定；对泾源先民历经的磨难和艰难的生存给予深深的同情。他的序言站在辩证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观点公允，论据充分，以理服人，有思想深度，有历史的厚重感和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责任感，是一篇闪烁着真理和思想光辉的，敢于说真话、实话的序文。
 

　　著名回族学者杨怀中先生看了序文说：“没想到，华英先生把一篇序言写得这么有逻辑有深度。”能为一部著作写序的学者很多，但能为一部著作写出如此有深度、如此长篇幅序文的学者少有。难怪李华英感叹说：“为《泾源回族史略》写长篇序言，为家乡人民代言是我平生所做的大事之一，我是饱含热泪写完序言的。”
 

　　一个有着民族情怀的回族学者，他的笔端始终伸向民间，记述着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执着于回族伊斯兰文化历史研究的李华英在这一领域辛勤地耕耘着。他在翻译工作之余，从事回族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研究，发表在《回族研究》《中国穆斯林》等刊物上的系列文章，内容涉及人物介绍、学术探讨、专题研究、友好交往、时事评述、国内外见闻等。
 

　　李华英虽去过许多阿拉伯国家，但却没有机会在那里镀金，也没有进过什么名校。但作为一个专业翻译人员，翻译行当里的所有荣誉，几乎都有他的份儿。 1983年，他与中国阿语界的老前辈纳忠、纳训、张秉铎、刘麟瑞，以及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陈嘉厚、华维卿当选为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85年，获译审学术职称；1992年，应聘担任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成员，工作达十五年之久，同年10月，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誉为对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2006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与他幼承家学有密切关系。李华英曾多次讲：“在学习阿拉伯语方面，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从事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使我终身受益！”一个矢志于做学问的人，要有所成就，经受住各种诱惑很关键。面对经济的诱惑，一些学有外语专长的同行纷纷出国捞外快去了，李华英仍然坚守自己的翻译岗位。科威特百科全书、半岛电视台都曾高薪聘请他，但均被他谢绝了。他不图钱，只想为回回民族做点事儿，为伊斯兰文化的发扬光大尽一点儿力。（拜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