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拜访冯天瑜、刘道玉、章开沅三位先生走笔

　　冬日的武汉，晴空万里，蔚蓝如洗。沿着东湖边，穿过林荫道，记者一行来到了珞珈山南麓，拜访了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和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

　　三下敲门声响，不承想，应门的竟是冯先生。先生头戴褐色鸭舌帽，身着灰色羊毛衫，笑盈盈地引导记者一行入座。客厅中，一幅“曾三颜四，禹寸陶分”的对联格外醒目。

　　冯先生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2018年10月，以“汇聚大河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未来”为主题的“2018大河对话”在长江文明馆举行。冯先生在会上作了主旨演讲。

　　“关于长江文明的研究与报道，您觉得光明日报应该做些什么？”记者问。

　　“我准备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写一本书，就是对长江文明做一个比较宏观的研究。现在详细提纲已经出来了。”冯先生说，“落脚到自然也可以，落脚到人文也可以。我想光明日报还是落脚到人文。”

　　冯先生欣然提供了几篇相关文章给记者参考，还特地推荐了一位长于长江文明研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评委专家。

　　“我们跟光明日报有几十年的关系，既是老读者，也是老作者。”冯先生说，“光明日报关心广大的知识分子。”

　　禹寸陶分。就像大禹、陶侃珍惜一寸一分的光阴做有益的事一样，今年已经86岁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虽早已卸任，但仍笔耕不辍，皓首探津教育问题。

　　刘先生客厅挂着一幅字，正是刘老校长行迹的写照：“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先生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推动武汉大学在高教改革发展浪潮中阔步向前。卸任校长职务后，依然始终关注、研究创造教育。

　　“我还在做，我还在写。”他自我调侃，“我是高龄高产。”2018年及2019年初，除发表文章外，刘先生还新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论》《教育问题探津》两本专著。

　　“刘道玉是真正的教育家，他把整个生命都融进去了。”93岁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说。

　　章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心系家国天下，2018年12月荣获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原本记者与章先生约的拜访时间是早晨9点，没想到，记者8点一刻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时，先生早已在办公室等候。

　　“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很深。”章先生回忆，“我早期有些文章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与两个机构关系深一些，一个是中华书局，一个就是光明日报。当年一段时间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不易发表，光明日报曾给予我很多帮助。”

　　谈到他早年关于三个“一百年”、最大公约数、两个回归等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甚至是实践，章先生颇感欣慰。

　　“现在重视科技，但是科技决定不了文明前进的方向。机器与人，关键最后还是得人，人文学科当仁不让地要起来讲话。”章先生表示。

　　老先生们精神矍铄，思想不停。年逾古稀的冯先生，还在潜心打磨一部有关长江文明的宏观研究之作；耄耋之年的刘先生，2018年新出百万余言；已过鲐背之年的章先生，“只要活着还是要干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