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崔波：要努力提高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的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中央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我们的干部状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加，这是好的。第二种是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适应不太主动，引领基本无为，流于口号化。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第三种是很不适应，认识上没有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期待中央采取措施，或有什么办法早日实现V型反弹，在行动上还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些老办法，与新常态逆向而行。从我区看，能达到第一种情况的是少数，多数还是第二、三种情况。古人讲“一了千明，一迷万惑”，能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常态，对于做好“十三五”时期的工作非常关键。所以，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作一些交流。

　　一、准确认识和把握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关键是要善于把握它的特征。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无论是全国还是我区，都感觉经济下行压力大。2015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9%，是1981年以来最低的；我区为8%，也是付出了艰苦努力才保住的。当然，经济运行有高峰有低谷，这种波动在我国建国以来，包括在全世界都是正常的，是周期性的。比如1998、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GDP增速曾一度跌破8%；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更是一度跌破过7%，后来又反弹起来了。这次我国经济下行，有周期性因素，但不能仅用周期性规律来解释，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称之为新常态。周期性波动一般跌到谷底还会反弹起来，呈V型或者U型的发展趋势。经济新常态各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L型，意味着触底后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且之后也不会再回到前些年那么高的增长速度。有些同志还寄希望于挺一挺就过去，这是不现实的。

　　同时，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还有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学术界对此还有争论，有的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存在这个风险。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后100多个国家只有十几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而巴西、秘鲁、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已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几十年，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虽然表现没那么明显，但也存在这种情况。我国能不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跟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连在一起的，两者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在任务上也是共同的，而且关键就看“十三五”和今后一段时间。如果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动力转换，就能跨过去，进入高收入国家；否则，也就可能陷进去。分析各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导致过度依赖外需；能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陷入低效增长；创新力度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没能实现发展模式转换，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腐败、社会不公和经济停滞。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是转变了发展方式，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实现了创新驱动。所以认识新常态，不仅要看增速下降这些表象的东西，更要认识和把握背后的特征和规律。只有把这些深层次的特征和规律找到了，适应才能有底气，引领才能有方向。我觉得，速度放慢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以质量效益升级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转变。一说到升级，大家往往会想到产业结构升级，即由一二三型变成三二一型，服务业的比重提升等，而发展质量效益升级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年初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上，将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明确为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消耗少、产出高。2014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占世界21%，而GDP总量只占到世界的11%。我区万元GDP能耗为1.974吨标准煤，而全国只有0.765吨标准煤；我区万元GDP用水为51立方米，而全国为33立方米，是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2015年我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比为121:100，全国为83:100，也即创造100元GDP，我区需121元固定资产投资，全国只需83元。全国的投资效益比在世界上已经很低，我区的投资回报率就更低。扭转这一局面，就要改变过去只注重向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投资的模式，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人”和“科技”上去，投到有回报、有利润、能创造就业和税收的项目上去。二是产品品质好、效益高。产品品质好才会有市场。目前我国主要是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其他产品实际是品质满足不了消费者需求。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7400多美元。按国际经验，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从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去年，我国消费者境外消费总额达1.2万亿元，连电饭煲、马桶盖、奶粉这样的普通日用品也出国抢购。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内的类似产品质量不如国外的好，或性价比不如国外的高。所以必须从生产端入手，掀起一场“品质革命”，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比如我区牛奶单论奶质是国内最好的，在国际上也不差，但就是卖不出好价钱，有时还会出现卖难。就是“三聚氰胺”事件致使国民对国产奶粉失去信心，怕品质没有保证。三是生态优、环境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如果有钱了吸不上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水，吃不上安全食品，这样的发展也是没意义的。过去，我国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水、土、空气也没有太大的污染，所以不够重视，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或者达到上限。在城市，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持续的雾霾天气。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达标，占比不及10%。2015年我区平均雾霾天气为25.2天，其中银川市为48天，只有固原市不存在雾霾问题。所以新常态下，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既要保持发展，也要保证环境不再恶化并持续改善。

　　二是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我国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20多年来成效不大。为什么？就是妨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没有理顺，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是资源配置中能通过价格、竞争、供求机制调节的，都应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凡是存在市场失灵的，就需要政府干预。我们有个怪现象，就是各级政府审批什么，什么就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玻璃、造船等都是经过审批的；凡是没审批的，像快递，三五年就突然起来了，而且发展的很健康。其中原因，就是因为政府不审批的，企业在投资之前，都会对市场前景进行反复论证，非常小心谨慎；而政府审批的，企业认为市场论证的工作由政府做了，只要能批下来，市场就不成问题，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到争取政府批项目上了。同时，这几年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进民退”。这不是政府非要这样，而是因为银行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就敢给贷款，贷给国有企业也好像是贷给了政府，因为政府不能让国有企业倒下，即使倒了，政府也得兜底，银行也没责任。所以银行找着给国有企业和政府贷款。而民营企业，银行就谨慎地办，出现了不良贷款怕追责。正因如此，大量的金融资产流向了国有企业，一些过剩产能也是这样催生出来的。

　　三是创新发展驱动。新常态表面上看是速度变化，实质上是发展动力的转换。过去30多年，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市场容量大，可大量扩大产能。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我国是短缺经济，市场供不应求，干什么都赚钱，卖茶叶蛋、汽水、冰棍都赚钱，纸做的皮鞋都有人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主要是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带动；本世纪初到2008年，我国加入WTO，出口年均增速20%以上，三架马车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发力，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2009年到2014年，主要依靠房地产、汽车消费拉动，这两个行业产业链长、带动力强，房地产涉及钢铁、水泥、玻璃等50多个行业，汽车涉及几万个零件。现在这些传统动力越来越弱，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已基本结束，东中部地区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布局，外贸出口的难度越来越大，劳动力市场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所以综合起来看，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产品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越南、柬埔寨等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产品市场又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克服这一挑战，根本出路是要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到依靠人的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以创新驱动发展。日本、韩国等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虽然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增幅不大，据说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线都推开了智能化，基本实现“机器人换人”，经济发展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

　　需要强调的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新常态应该是一个即将进入的目标，即增长速度完成“换挡”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看，目前我国还在进入新常态的路上，还没完全进入新常态。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如果实现了发展质量效益升级、建立了法治市场经济、完成了发展动力转换，就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新常态。否则，则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引领新常态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有深厚的历史、现实基础，也有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关系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和发展长远。

　　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创新发展要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要求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绿色发展要求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开放发展要求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共享发展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实际在科学发展观中都提到过，只是没像十八届五中全会这样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五大理念的提出是党对我国发展规律更深刻的认识。

　　五大发展理念抓住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进程中的主要矛盾、问题和短板。创新发展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发展解决的是发展空间和国际合作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的是发展目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指导我们未来发展的五把“金钥匙”。从五大发展理念来讲：

　　坚持创新发展必须尽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这是解决我国发展“虚胖”，进而由“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我国现在很多领域都已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强国。比如我国是钢铁大国，但不是钢铁强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些同志可能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关闭一些企业，我觉得看简单了。关闭“僵尸企业”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分析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和生产创新等无形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指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要建立以创新为主的新动力。比如我区2000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主要靠的是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投资等，今后发展动力就应转变到依靠人的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上来。当然动力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新动力正在形成中，一下子完全抛开传统动力肯定不行，固定资产投资还是重要的，但要努力培养新动力。只有新动力培养起来了，传统动力才能减少。有人把经济发展比喻为骑自行车，速度太慢了会摔倒，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这是有道理的。中央提出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具体到我区重点要抓好两个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其实就是改革，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还是那么多地，人还是那么多人，农业产出却连年大幅增长。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放在了首位，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比如天津建设的“双创特区”，无偿给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提供场所，三年不要租金。政府的条件就是，培育成功的企业必须在“双创特区”注册。腾讯网把自己的平台给青年创业者用，只要腾讯认可的好创意，谁都可以来，腾讯给投资。同时，腾讯引进投资公司，腾讯看上并投资的项目，允许投资公司一起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些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二是科技创新。大家都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毋庸多言。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每年毕业的硕博研究生、工程师数量均排世界第一。如果把这些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肯定能形成科技创新的强大能量，关键需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我区建立的科技后补助机制，由过去的项目评审申报制改成了后补助，政府不管企业搞什么科研，只要企业在科技上肯投资，投多少政府就按一定比例给补助。这种机制就体现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了企业对科研效果负责的导向，大大提高了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益和科技创新效果。

坚持协调发展必须尽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协调涉及区域城乡、经济社会、行业部门等。具体到我区关键是要实现山川协调，根本上是要解决山川贫富差距。中央明确提出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我区提出提前2年完成这一目标。如何完成？我觉得关键是要提高贫困家庭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因为传统意义上老百姓对小康的感受就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主要是收入问题，安居乐业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就会有获得感。因此，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提高贫困家庭收入。既要靠发展现代农业增加贫困家庭收入，也要靠提高贫困人口技术水平，增加务工收入。特别在当前新常态下，就业压力加大，要通过加强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这样才能提高贫困家庭收入。另一方面要提升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贫困地区群众感觉是否达到小康，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收入水平高低。目前我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较多，但我们的财力有限，必须集中力量先解决群众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比如交通、水利、电力、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具体到县乡村则要“缺什么补什么”。同时，要按照“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精准扶贫，该精准到户的要精准到户，该发展特色产业的就发展特色产业，并切实增强对农民的带动作用，做到科学分类、点面结合、对症下药。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治理污染、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今年要召开自治区十一届八次全委会，主题已确定为建设美丽宁夏。怎么建设？我觉得主要有三条：一是已经污染的怎么治理。主要是水、空气、土地污染。二是发展过程中怎么减少排放量。发展肯定要排放，减少排放量主要靠先进技术。只有降低排放的强度，使增加的排放量小于治理减少的量，才能实现环境逐渐好转。所以今后无论上什么项目，都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能为了GDP而不顾环境。三是主动建设生态环境。这个要讲科学，我区年降雨量在500mm以下的地方不适宜大面积成片造林，年降雨量在400mm以下的地方，不适宜大规模栽树。但城市、村庄周围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应该多栽一些树；农田林网建设必须坚持；道路两旁也可以栽树，柏油马路把雨水分流到两边，栽的树都能吸收到水分；一些低洼地区也可以栽树。大家知道，同心圆枣树为什么能生长在年降雨量200多毫米的地方？就的因为在低洼地方，它的生长靠的是一大片地方汇聚的水。在不适宜栽树的地方大规模造林，用大量的水，长年高成本滴灌，其实是对生态的破坏。

坚持开放发展必须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大格局之中。WTO规则都是其他国家制定好的，我们进去的时候首先就要学习和遵守这些规则。等我们学会了，发现有些规则不合理，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推动改变规则。所以起始阶段，先要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格局之中。我区正在推动中阿合作，这方面我们有优势，也很有前景，关键是要思考如何搭好平台，让全国各省同阿拉伯国家合作，单靠宁夏几百万人口和经济体量是不行的。要加大“请进来”“走出去”的力度。我区“走出去”的企业也不少，很多企业在国外发展的很好。有的干部认为，我区本来就缺资金，投资应该放在区内，怎么投到国外去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势，越是开放，越要在国际分工大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越是要把资源向有优势的地方集中，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谋划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就应该考虑我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比较优势。立足比较优势，生产的产品才能成本低、质量好，才能竞争过别人。我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就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如硅铁、双氰氨等，主要问题是我们的企业没有成为该行业的世界顶尖。今年春节，我去贺兰山冶金有限公司调研，这家公司的硅铁技术是20多年前从日本买的，产品80%用于出口，虽然技术一直还算先进，但仍达不到国际最高水平，生产不出来精密铸造如核磁共振设备需要添加的硅铁，如果能生产，价格肯定很贵，而且不愁卖。宁夏荣盛铁合金公司就比较重视科技创新，研制出了生产特种钢需要的硅铁材料，价格是普通硅铁的两倍多，占全国65%的市场份额。

　　坚持共享发展必须推动社会公平。从干部角度，就是要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角度，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我们提倡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机会公平、制度公平。现在共享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城乡发展差距。而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元户籍制度。过去我国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有它特定的历史意义，但已不适应目前的社会发展，应该尽快改革，而且现在已经具备了条件。因为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标准已经基本实现城乡统筹，关键是要把农民的户籍身份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分离。今后户籍身份跟在城市还是农村居住没关系，跟享受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也没有关系，只是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凭证。我区正在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草原经营权确权也已开始试点。等农民拿到这些权益证书后，户口不论落到哪，“三权”继续保留，这样农民就能安心往城里迁户口。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要希望把农村建成城市。即使发达国家，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而且农村的生活条件比城市要好。现在美国、欧洲最好的地方在乡村，因为乡村更贴近自然，谁家要在乡村有块地或农场，那是很“奢侈”的。现在西方社会已开始逆城市化，人们更喜欢到乡村去生活。我们的城市化还正在推进，人们还在往城市里走。所以，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解决农村现在最缺的污水处理、自来水、抽水马桶等问题。这些解决了，农村生活质量就会慢慢好于城市。所以不要在新农村建设中把农村像城市一样建。

　　三、要努力提高引领新常态的本领

　　用五大理念引领新常态，靠谁引领？还是靠各级党委政府，要引领好就必须提高各级干部的能力和素质。

　　一要树立新观念。面对新常态，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对我们思想中那些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老观念来一次“革命”，这样才能跟上新形势。要建立效益思维。今后评价一件事的对错，值不值得干，要看它有没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就干，没有就不干。效益越大越值得干，没效益或者效益小的，纯粹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少干或者别干。要建立市场思维。政府往往习惯于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手里，好像别人就干不好，这种思维得改变。市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政府插手能扭转市场，但扭转的结果往往是阻碍发展。我刚才讲的科技后补助机制，就是运用市场的办法。今年我们将对支农政策进行改革。以前支农资金基本上全是直补，今年开始逐步减少直补，增加基金、担保、保险、抵押等支持方式。这样，一方面可以把政府的资金放大；另一方面尊重了市场规律，可以减少政府选择造成的失误，一定意义上也减少了腐败。要有法治思维。大家都知道“1·05公交车纵火案”，调查显示涉及到的工程从一开始确定代建公司、建设公司、施工队就没按法律程序，而是地方官员指定的，后来补的手续。没按法律程序办的工程，背后肯定有腐败，有腐败的企业就不适合干，恐怕手头也没足够的钱来干。如果一切按法律程序办，就不会出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么多问题，大部分与干部没有法律意识有关。今天在座的有县委书记、县长，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工程50%以上都没交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大部分都是县委书记、县长签的字，我劝你们今后别签。“1·05公交车纵火案”涉及的工程也没交保证金，签字的人早就因腐败受到了严厉制裁。所以法治意识非常重要，不能经济一放缓为赶工期而不顾法律程序。法律规定的程序绝大多数都是有道理的，是从许多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可有可无的。现在很多信访问题都是因为一开始不按程序办，埋下了祸根，只要按法律程序，征地拆迁照样进行，而且不会多花钱。

　　二要学习新知识。我们现在发展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认识并解决好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自己的本领，这就要加强学习。要提高政策水平。一方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思想读懂了，把握了精髓，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有了共鸣，才是真正的“看齐”；另一方面要有招数和办法，现在我们很多干部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老讲原则、讲目标，就是不讲怎么干，这是官僚习气的一种表现。我参加过两期《电视问政》节目，发现有个问题，记者或群众代表问的都是具体问题，我们的厅局长、市县长答的都是宏观的，诸如我们多重视、开了什么会、发了多少文件、目标是什么，等等。因为这些官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说具体事，所以话语体系不在一个路子上。这样的作风怎么能行？要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引领新常态就得懂市场经济，像金融、供给侧等都很专业，我们有多少同志真懂？更不要说能够在工作中运用了。对这些方面，作为一个市县乡领导，多少得知道点。要学习科技知识。现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每个背后都有科技作支撑，你一点都不懂，怎么推动？听都听不明白。我前面讲的生态建设要尊重自然规律，有多少同志意识到了？估计好多没意识到，有的还在做宏伟规划，今年造多少林，明年造多少。这就是不尊重科学。

　　三要创造新方法。树立了新观念，学习了新知识，关键要落实到具体的方法上。最近央视播出了《中国诗词大赛》，比赛机制和计分规则很有意思。一般来讲，一个人的诗词水平高低很难衡量，你会背这个，他会背那个，不好评价。节目组创新了个办法，1名参赛选手跟100人比赛，出道题目，参赛选手答上来了，其他100人中有多少人答错了，参赛选手就得多少分，这样就把每个题目的难易度通过这100人平衡掉了，解决了每个人诗词水平不好评价的问题，这就是个方法创新。创新方法，要注意运用市场规律、辩证思维，顺势而为、整合资源。方法问题既是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能力问题。学哲学学什么，就要学马列，学马列关键是要学好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学好唯物辩证法，能锻炼思维能力，就能使人看问题更加实事求是；学好辩证唯物主义，就能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2016年3月1日 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