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经济走势的三条主线

◎ 巴曙松
政策主线：经济复苏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回归

在2009年我国以超常规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复苏之后，2010年将是我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因此，观察2010年宏观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即从危机应对时期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平衡退出、向正常化回归。“正常化”与“退出”意味着宏观政策将从超常规状态，通过适当的时间窗口、政策工具、退出渠道与节奏，逐步回归到正常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正常化政策。这条线索会成为观察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一条主线。
在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需要重点把握的主题有三个：信贷投放、通胀预期管理、非政府市场需求。
（一）信贷投放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我国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是2009年危机应对政策基调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2009年的信贷增长对我国经济应对危机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如此高速的信贷投放是难以为继的。在宏观经济回复到正常状态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就必然涉及信贷投放的调整，适度宽松同样需要强调宽松的“度”。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而言，2009年应对危机时主要强调宽松，但在2010年宏观经济正常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强调“适度”。按照经典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信贷的增长速度应由三部分组成：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适度的增长空间。依此推断，如果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回到9%～10%的正常水平，通胀也回归至2%～3%的理想范围，再预留3%～5%的适度宽松空间，那么2010年货币信贷增速将保持在17%～18%左右，新增信贷投入大概在7万亿～8万亿之间。虽然银行信贷有明显的减弱趋势，但2009年和2010年两年合计信贷规模在历史上仍处于高位水平。
（二）管理通胀预期
从理论研究看，2010年是否需要管理通胀预期曾一度有分歧。一种观点强调2010年的通胀仅仅是预期，包含1%左右的翘尾因素和预留的一部分新涨价空间，大致测算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也只有3%左右。因此，这类观点认为提出管理通胀预期过于超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复苏。然而，从通胀的预警指标选取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金融市场投资决策，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预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很大程度上它们并不是判断通胀的良好指标。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观察，明显的通货膨胀形成往往需要具备三方面因素：其一是实体经济需求的大幅增长；其二是信贷投放的高速增长；其三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目前投资已大幅增长，信贷投放增长也非常快，所以2010年的物价水平受农产品影响将会非常大。因此，管理通胀预期的基调反映了决策的超前性，同时也可视为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为代表，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我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企稳复苏。然而，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看，政府投资推动依然主导了复苏进程。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的前景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而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关于激发市场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作了重要部署。首先，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并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的过度扩张，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同时要求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市场流动性有一个顺畅的投资渠道；其次，鼓励民间消费。

结构主线：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

在特定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即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转换的起点和机遇。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将围绕三个视角展开：我国经济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增长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增长。从这三个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观察，未来我国经济存在很多新的机会。
（一）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这一水平不但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空间巨大，城市化的推进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对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也为评估我国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许多资源行业被认为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或者从短期周期波动看，这些行业在未来一两年将会出现过剩。然而，如果把分析视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则未必会得出产能过剩的结论。
总之，加速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应对危机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亮点，同时也会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与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考虑到我国未来10～20年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快速推进城市化，使未来这段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
（二）消费增长正处于转型拐点
在结构转型的压力下，消费的重要性得到广泛关注。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在当前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扩大消费，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估计超过15%，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示了危机时期我国消费的巨大潜力。
（三）区域结构调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变化
区域经济结构对观察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时期，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分化，区域多元化格局明显增强了我国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部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不得不承受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调整压力。相比之下，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状况正在出现明显好转；同时，危机之后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因素使银行信贷随中央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国信贷投资前十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比重。

国际主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国的决策者、学者及企业家在把握我国经济走向时，都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本身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一）后危机时代是我国加快资本和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冲击，我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我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我国经济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为我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从三方面推进：首先，重新布局资源；其次，后危机时代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其三是新兴产业的崛起。
（二）我国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
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我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应分享“驾驶员”的位子，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我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在危机应对时期和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政策线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效应。美国储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决定着我国出口部门可能受到冲击的程度。如果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消费下降，我国出口就需要做好大幅调整的准备。
从现在的演变趋势看，一国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加之消费金融的发展，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完全恢复到10多年前并不容易。从最新数据看，美国居民储蓄率在2009年上半年达到7%之后又重新回落到4%～5%之间，而2010年美国市场的主流预测也表明这一数字会进一步下降到3%～3.3%之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消费者会动用一部分储蓄消费，而我国出口可能会出现超预期恢复。
综合以上三条主线，总体上，2010年是我国经济增长较为温和的一年。具体而言，它将是我国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到正常化的一年，也将是经济结构重新调整和布局的新起点，还将是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