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战役后红军三大主力去向何方?

07.12.2016  23:03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于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击破南敌(胡宗南部)的战略部署,在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诱敌东进,协同作战,于11月21日在甘肃环县以北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战役结束后,三军主力(不含渡河西进的西路军;红四方面军为四军、三十一军)集结于陕甘宁边界之定边、盐池、环县地区,以战备姿态休整待机,准备执行新战略任务。


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与政治委员任弼时
   蒋介石被捉,南京政府“讨逆军”剑拔弩张。东北 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结成“三角同盟”,准备迎战。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主战主和各执一见。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维护“国统”、讨伐“叛逆”的旗号下,任命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左)和杨虎城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分析了这一事变的全面情况以后,决定从国家和全民族利益出发,抛开党派之间的嫌隙,尽力促进这一事变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中共中央代表(对外称红军代表团),于12月17日陆续抵达西安,同张、杨及其他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协助解决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右)、博古(左)、叶剑英(中)
            为支援张、杨部队抗击南京政府“讨逆军”可能的进攻,12月14日,毛泽东等10人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         当天,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向宁夏盐池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箝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防务;准备在“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中共代表到西安后,同张、杨等爱国人士反复磋商,统一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确定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正式形成“三角同盟”,即以十七路军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红军立即接防延安、甘泉,并以主力南下渭北,侧击蒋军。
        被困在西安的蒋介石,摇摆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此时,他急于返回南京,17日向张学良提出停战3天,并给何应钦下了一道手令:“星期六(十九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立即停止轰炸。
        12月19日,中央军委按照与张、杨商定的作战计划,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四方面军各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由定边、盐池、环县地区立即南下,以10天时间到达长武、邠县,再10天到达咸阳、兴平,尔后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在渭南等地的正面作战。23日,军委主席团又决定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钳制胡宗南军等部,待其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翼侧平行追击。
        22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同来到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达成了“六条协议”。蒋介石接受了协议,宋子文承诺保证实行,蒋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未通知周恩来)。同日,红军主力已进至甘肃庆阳及其南北地区。鉴于“讨逆军”已开始后撤,东北军、十七路军以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要求红军停止南下,红军各部队即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追击军亦停止于豫旺城、李旺堡之线。

   张学良被扣,内战阴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 红军三大主力进军关中、陕南,严阵以待。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回南京后,背弃诺言,扣留了张学良,对张政治、军事双管齐下,进行报复。先由南京高等军事法厅“审张”,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4天后,蒋具呈请国民政府发表“特赦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与此同时,纵容何应钦等调派34个师的兵力,重新进逼西安,内战阴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在虎视耽耽的武力威胁下,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解决西安问题,企图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孤立红军,瓦解“三位一体”的联盟。一时西安方面“奔走骇告,极为震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莫知所措”。

  1937年1月,开抵西安的部分红军将领与第17路军将领会面时合影。前排左2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后排左2起:杨尚昆、陆定一。
        1月5日,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要求红军立即派大部队到关中地区,给以全力支援。当天,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要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7日,毛又电示:野战军10日前全部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12日前做好准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按照上述电示和中共代表与杨虎城商定的计划,命令红军主力于1月上旬进至西安以北的耀县、三原、淳化地区,在内线策应友军;红十五军团经咸阳地区向东南挺进,16日到达商县,22日同活动于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会师,在外线摆开阵势,威胁东线国民党军的翼侧(2月,该军团又撤到渭水以北,先后移驻礼泉和庆阳的驿马关地区;红七十四师暂驻陕南)。追击军进至天水东北地区,拟配合东北军王以哲部作战。红军一硬,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心甫定,军事上出现了可战可和的态势。

  顾祝同与西安方面重开谈判。东北军内部分裂,周恩来苦心斡旋,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由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形成“三角同盟”,做了应对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加之各方面舆论的影响,蒋介石不得不指派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个方案,和西安方面进行谈判。中共中央的基本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团结抗日;坚持“三位一体”,坚持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团结,防止蒋介石分化。两案相比较,甲案有利于“三位一体”,乙案则联盟分散,因此倾向于以甲案为基础谈判,或战或和,应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左派打定主意,红军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于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代表,奔走于西安、奉化(蒋在奉化)、南京和潼关(顾祝同在潼关)之间,重开了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谈判。
        但是,东北军方面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一批少壮派军官坚决主战,主张先救张学良回西安,其他一概不论。主战派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主和派不能公开讲话。虽经中共代表团苦心斡旋,却几经说服,几经变卦。以致发展到1月27日晚上,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要求红军参战;他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长跪不起,激烈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甚至急不择言,说:“既然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先破裂!”事关重大,周恩来表示:容我们好好商量后再答复那你们。
        1月30日,天空飘着小雪,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里,从西安赶来的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前指主要领导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求红军协同作战问题。会后,周、博、彭、任、洛(甫,即张闻天)等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我们现有两个方案:参加或不参加和友军一同打,但不论打或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和平谈判,如果打得好和平仍有希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当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1936年12月,红二方面军干部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合影。前排右起: 贺龙、朱瑞、李井泉、王震、关向应、贺炳炎、甘泗淇;后排左1张子意,左5陈伯钧。   
        当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2月1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分别代表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代表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也参加,共商行动计划。会上,于、王、何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未表示异议。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分裂活动。
        然而正在此紧要关头,2月2日,突然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件: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失去理智,枪杀了主和的东北军元老派将领、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此事,并立即到王家吊唁;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中共的误解。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自动撤出渭南,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员到渭南说明情况,加以劝阻,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
        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群龙无首,少壮派溃乱;杨虎城力量太小,孤掌难鸣,致使同顾祝同的谈判基本按蒋介石的条件达成协议:东北军移驻豫皖地区;第十七路军驻防渭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铁路沿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10年的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了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新时期。2月12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西安开始同国民政府代表张冲、顾祝同、贺衷寒进行会谈,讨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此后,中共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8月,国共两党达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5日,以红军三大主力为基础,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于8月22日至9月30日,先后从三原、泾阳、富平等地誓师出征,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全民族抗战的广阔舞台上,上演了一系列威武雄壮的活剧,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作者:邵予奋,系中共宁夏区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曾任该室副主任、巡视员和宁夏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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