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氢弹之父”于敏获最高奖
据了解，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318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1个外国组织。除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外，还颁发了4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70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0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评审通过率高达50%
据了解，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受理项目和评审通过项目总数与2013年基本持平，各奖种比例大体保持在15%、25%和60%。
其中，信息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结果，国防科技大学“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清华大学的“透明计算”概念、浪潮集团“高端容错计算机”等，对于我国的大规模科学计算、保障国家重要行业运营安全等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此外，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多项国际前沿成果。中科院动物所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方面的重要发现，被评为2009年世界十大医学突破之一，为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环保领域成果迅速增长。环保领域的推荐项目和评审通过项目，数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特别是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8个推荐项目，评审通过4项，反映出科技界对环境质量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打破指标分配格局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为了推进科技奖励的改革，今年评奖工作有一些全新的亮点。
其中，为加强对推荐单位的考核和动态调整，首次对连续3年获奖数为零的推荐单位，不直接下达推荐指标，改变了固有的指标分配格局，形成了动态调整机制。
同时，鼓励优秀学术团体提名推荐，每年拿出若干个推荐指标给管理规范、社会公认度高的社会力量设奖单位，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科技奖励的积极性。
鼓励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有关单位推荐国际科技合作奖，提高奖项影响力。今年也是该奖项历年推荐数量最多、推荐范围最广的一次。
激励青年科技人才最年轻获奖者35岁
除了最高科技大奖获奖者一如既往的“资深”之外，今年其他科技奖励强化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激励。
据介绍，2014年度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47.3岁，其中自然奖47.9岁，发明奖46.4岁，进步奖47.4岁。鼓励4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通过同行专家提名推荐自然科学奖，为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机会。
今年全部获奖项目中，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是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的王进，仅35岁。
强化潜心研究引导项目最长耗时39年
今年的评奖强化了对潜心研究的引导，针对频繁报奖、搭车报奖的问题，今年明确规定同一年度每人只许作为一个项目的完成人，参加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
据介绍，今年获奖项目中，从立项到结题的平均时间为10.7年，其中自然奖12.2年，发明奖10.2年，进步奖10.4年。
研究时间最长的是自然奖二等奖项目“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从1961年7月开始到2010年3月结束，历时39年。
此外，针对盲目追求发明专利数量的现象，为克服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今年在严格要求自然科学奖代表性论文论著不超过8篇的基础上，规定提交的授权发明专利，最多不超过10项，其中前3项填写的为核心发明专利。为强化对学术诚信的引导，针对占用他人成果报奖和拼凑报奖问题，要求报奖人提交知识产权共有人的知情同意证明和不同单位间的人员合作关系证明。
绝密28年“于敏”被雪藏
于敏，1926年8月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一位小职员，母亲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理学院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研究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于敏不仅在实际研究领域为我国的核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战略部署层面也曾奠定重要基础。被誉为“氢弹之父”他曾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
只是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28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死神曾3次与他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连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思维敏捷口算胜过计算机
于敏思维敏捷在求学时就已展露。有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很难，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唯独选修的学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他的学生蓝可也告诉记者，于敏讲课或做报告时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地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有时需要算一个结果，他手持计算机竟不如于敏口算来得快。
可是，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却有点“不上心”，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于敏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结果绕了很远才回来。还有一次，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发现妻子操劳家务甚是辛苦，于是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做家务，要帮妻子洗衣服。他的任务就是往洗衣机里加水，嘴里还计数：一盆、两盆、三盆……他干得非常起劲，却也纳闷，只见水加进去，却不见水增加。妻子发现后过来检查，才发现他没有关排水阀，做了半天无用功。要知道，在工作时，于敏可是连一丁点失误都不允许发生的。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虽硬件老了，可软件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