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2015年应该会有副国级"大老虎"被打
策划人：舒炜 李天锐
如果说在2013年，中央纪委像一只慢慢握紧、积蓄力量并开始出击的拳头，那么在2014年，这个拳头已经在狠狠持续出拳。
2014年，注定会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将顺理成章被历史铭刻为“打虎”新局面的重要一年。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一系列高官的落马，不光刷新着“打虎”记录，也刷新着公众对腐败之害的认识，更凝聚着民众对中央反腐的支持。
在这一年里，“打虎”、“拍蝇”和“猎狐”排浪逐波，风起云涌。不管是“下山老虎”还是在位高官，部委大员还是“地方诸侯”，谁碰红线，就查处谁。
所有的一切，都昭示着这一年的特殊意义，即中央对任何人、任何腐败都不会妥协。在不设禁区、不留死角的反腐攻势下，各级官员不得不思考“有权就是任性”的后果。
破而后立，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2014年已经过去，我们怀念它，开始梳理它，这既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2014年，王岐山通过多种方式公开露面59次，其中对反腐败作部署的有32次。廉政瞭望尝试以这些活动，带读者重回2014年风云激荡的反腐现场，勾勒出2014年反腐方略的多重变化。
2014，王岐山的反腐表情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201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时称“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有专家注意到，上述会见的新闻镜头中，王岐山“表情略显凝重”。
此前舆论对反腐“沉寂”——原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赵少麟落马后2个月，全国“仅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有种种猜测，这可以算是一次正面回应。
在此会见后4天，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后10天，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同一天落马。2014年的反腐在最后一个月进入又一个高潮。
2014年，“踩着不变步伐”的反腐败，雷厉风行而不失稳重。截至12月12日，这一年里王岐山见诸报端的公开露面59次，其中与反腐败紧密相关的32次，每次表情有所不同。在这些不同的表情下，2014反腐有什么“新常态”呢？
传递理念：从谆谆善诱到敲打桌面
2014年，王岐山与反腐败相关的公开露面，基本集中在前5个月，有20次。
前5个月，他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召开了6次座谈会，出席了1个专题研讨班，两次到山东。此外还在全国“两会”的四川、陕西等代表团上讲了很多反腐的观点。这些观点是2014年中央纪委反腐走向的一大重要风向标。
比如谈公开曝光。1月，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提出要公开曝光；3月的中央纪委常委会继续强调。等到8月，王岐山再次称，“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还有重点查处对象。王岐山4月到5月连续召开了6次座谈会，提到重点要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观察人士告诉记者，“梳理这些活动的内容，看得出主要意图还是传递反腐的理念，进行反腐布局，有谆谆善诱的意味。”所以“活动中王岐山的神情比较轻松”。
在公开报道中，总能找到一些王岐山幽默、生动风格的印记——曾有外国政要称他“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3月5日，他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既提出“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层层传导压力，把责任分解到基层、落实到人”；也很轻松地谈韩剧。
与此相应，前5个月，全国有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可以说基本延续了去年的频率和力度。
从6月起，省部级高官落马数量激增。王岐山的公开活动却逐步减少，即便露面再谈反腐败时，也比上半年严肃得多。
6月，苏荣与4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王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从严治党；会见丹麦议会监察专员署代表团时，他再次强调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7月，王岐山在内蒙古考察调研，并召开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据央视画面，在会上谈到反腐时，他表情凝重，以手背敲桌。此后不久，周永康与5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省部级高官6到8月的密集落马，尤其是周永康的落马，让很多官员‘反腐一阵风’的侥幸心理落空。”上述观察人士称。8月，王岐山脱稿即兴讲演一个多小时，与全国政协常委交流反腐，称“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经初见成效。”
这并不意味着反腐的力度有丝毫变化。
10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讲话中，用了3个惊叹号。“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用惊叹号的比较少。用了3个惊叹号，可见对某些事情的情绪。”上述专家分析称。
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掷地有声，“谁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我们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
此后的两个月，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王敏、韩学键、令计划等人先后落马。
反腐“操盘”：专、精、快
11月18日，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2014年第三轮巡视。央视新闻画面中，有一个镜头是“他右手在面前来回、轻柔地舞动，似乎在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解。”上述专家称。
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称，下一阶段巡视工作重点转向专项巡视。专项巡视要害在“专”，可以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巡视。
“专”可以说是2014年反腐方略的重要特征之一，这还体现在“专注”、“专业”上。
3月，王岐山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更多的力量调配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上”。这之后，中央、省、市纪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两次改革，部分地区县级纪委第二次机构改革也将在2015年完成。
据媒体报道，一名熟悉王岐山的人士回忆，他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的内行。梳理中央纪委各位副书记的履历可知，他们均有在中央、地方、军队纪委或司法系统长期工作的经验。
10月，王岐山严厉表态，“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这表明他对集体性腐败有清醒认识，也将‘精耕细作’作为2014年反腐重点之一。”上述观察人士称。
精耕细作，在中央层面体现为“打大老虎”时抽丝剥茧、步步推进，比如从“石油系”一步步推进至周永康。
地方则表现为深挖窝案、串案。其典型就是山西官场地震。在这次反腐战役中，山西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且落马官员之间彼此亦有牵连。“从案件中发现新线索，基本上是我们现在主要案件来源之一。”一名市级纪委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就曾从一个即将结案、简单的招投标案件中，深挖招投标信息泄露来源，最终查处了数名官员。
2014年的反腐败中，王岐山就像钢琴师，“有静气、不刮风”，形成了自己的“力度和节奏”。与此前相比，这个节奏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7月29日，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不到5个月，中央纪委就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徐才厚从被宣布落马到移交时间更短，只用了3个月。这不仅彰显中央反腐的雷霆手段，也显示纪检机关调查之缜密，不到铁证如山绝不出手。
除“打大老虎”抽丝剥茧外，一般省部级官员从落马到移交司法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十八大前，这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比如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2010年7月被“两规”，2011年7月被移送司法。
而2014年，这个时间基本上在半年左右，部分甚至只需要3个月——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2013年11月落马，5个月后即被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从落马到移交时间更短，只用了不到2个月。这种快查快移模式，正是纪检机关一年来“三转”取得的突破之一。
11月，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谈反腐，讲了“狠话”，称“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是党的干部，不知不学党规党纪，无视规制、不讲廉耻”。
王岐山更多的“狠话”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讲的。他称，“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治病树、拔烂树，强化“不敢”的氛围。”
早在去年年初，王岐山就提出“零容忍惩治腐败”是中央纪委全年五大任务之一。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称，痛斥腐败时，王岐山的语言词锋犀利，透着“狠”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讲起话来往往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让贪官如坐针毡。对官员的要求，他的言语中，则透着“严”字。
治理腐败，既要依法反腐，也要依纪治党。王岐山称，“党纪不能替代国法，党纪不等于国法，但是党纪严于国法。对党员的要求除了有国法的要求，还有党纪的要求，治党从严就要从严格党纪抓起。”
2014年，中央纪委在这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与实践，例如12月12日，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在中办、国办、中组部、中宣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
“明年可能将有更多举措。”上述专家分析称，王岐山曾提到要“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12月12日后，公开场合再见王岐山，是2015年新年戏曲晚会。在这次晚会上，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观看了《廉吏于成龙》。据媒体报道称，这部新编晋剧表达出自古以来人们对为官者清正廉洁的崇敬。
十八大后反腐败策略的转变
文_廖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反腐败工作思路、方法，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总结起来，反腐败策略有四大转变。
从体制机制改革上看，由过去注重级别高低向注重职能发挥转变，强化履职履责。
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几十年来经过了多次变革。最早，纪检机关作为党的一个内设机构，1980年开始实行双重领导；1982年，纪委班子作为六套班子之一，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后来很快取消了这一提法；1988年，明确纪委内设机构比同级其他内设机构高半级，2001年实行地方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十六大后党委“减副”，又恢复了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的模式，延续至今。
纵观此前多次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在机构级别待遇及干部职级高低上作调整。而这次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无论是“双重领导”体制的变化，还是“两个责任”的划分、以及旨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的“三转”、巡视制度创新等，核心目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作用。而在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威望也普遍得到提升。
从反腐败思路上看，由过去较为宏观笼统向更加具体清晰转变，强化主责主业。
十八大前，中央的反腐败工作强调总体部署、宏观要求，具体怎么抓，依靠地方的理解结合。而一些地方不愿直面主要问题矛盾，往往避实就虚，把面铺得太宽，发力点分散，什么都参与，什么都没管住，往往沦为程序性的摆设，甚至成为一些腐败行为的挡箭牌；有的纪委书记分管的领域太宽，既不能集中精力抓反腐败工作，有时也不得不站在被监督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些都是制约反腐败成效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纪委发现了其中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比如在2012年，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要求纪委书记不直接分管与纪检监察业务无关的工作，一些省市纪检监察机关对一线办案执纪人员占总人数比例做出规定等。但从全国层面明确提出相关要求，则是在十八大以后。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思路上体现出三个明确：首先是职责明确。针对过去纪检监察职能泛化、主责淡化等现象，纪检监察机关通过调整内设机构，加强系统管理，把更多的力量调配到查办案件的主业上来，从事与案件查处工作相关的人员比例基本超过了40%。如中央纪委退出111个议事协调机构；并以上率下，及时批评广东河源市纪委牵头治理“偷伐生态林木”等行为属“多管闲事”，引导各级纪委聚焦主业。其次是重点明确。王岐山书记提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指明了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化解腐败存量，兑现党的庄严承诺；一方面通过高压态势，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效应，防止出现新的腐败增量。再次是靶心明确。严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人”，将其公开曝光等。以上一系列部署可以用“思路清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来概括。
从反腐败策略上看，由过去神秘低调向公开宣战转变，强化高调高压。
过去，曾有人把各级纪委称为“最神秘机关”，事实上，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上往往孤军奋战，多年来也一直奉行“多做少说”的原则。十八大后，中央纪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公开曝光，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更大震慑；只有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中央纪委点名道姓曝光贪官及所涉罪行，高调推进纪检机关公开透明。王岐山书记带头，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悉数登场，多次在重大场合发声，在电视和网络上亮相，向贪腐官员“喊话”，向群众宣传纪检监察工作，回应外界关切，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开办中央纪委网站，运用传播规律，及时通报查处的案件，形成舆论高潮；邀网民晒“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强调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正能量”；请外国学者参观中央纪委，与其坦诚对话等。这一系列措施，结成了更广泛的反腐败战线，凝聚了强大的反腐力量。贪腐分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中央发令、纪委发力、群众发威、舆论发声、贪官发抖”的反腐高压氛围。
从反腐败手段上看，由过去较为粗放向精细化转变，强化高效高产。
过去，一些地方以“影响大局稳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法不责众”等为借口，对个别干部严重的腐败问题或“家丑不外扬”，藏着掖着；或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理应深挖细查的腐败窝案设定“红线”“禁区”，往往查“点”不查“面”，查下不查上，查小不查大，漏网效应让一些干部普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腐败不过是隔墙扔砖头，只要伪装得好，把上下关系打通，即使长期铤而走险，也可安然无恙，这是多年来腐败呈蔓延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八大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要求，在腐败案件的查处中，中央采取零容忍的“净土行动”，更加注重精耕细作。特别是在查处腐败窝案和塌方式腐败案件上，既“向上延伸”，又“向下拓展”，抓大不放小，应查尽查，不留死角，不遗后患。通过查处一地或一单位，尽可能留下一块纯洁的土壤，大大提高了反腐败效率。
我们看到，在山西腐败系列案中，有9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仅该省吕梁一地，2014年就有5名县委书记被查。而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案发后，因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被立案调查的多达466人。一系列事实证明，精细化反腐、严查“塌方式腐败”并不会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相反，刮骨疗伤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让党的肌体更健康，政治生态更清朗。
两年多来，通过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反腐败工作思路、方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王岐山同志强调的，“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形成有力震慑，营造不敢腐的氛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周永康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周永康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周永康，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周永康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周永康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谷俊山案
去年是甲午年，习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谷俊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
除了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周永康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四大“打虎将”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回顾2014年的反腐历程，我们不会忘记一个个“打虎将”的鲜活面孔。以下四组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或许级别不是最高，但在主流叙事中，他们一年来的工作，体现了“敢于担当”的好干部标准，他们的信条和操守，亦契合“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
“临危受命”黄晓薇：低调行事，高调肃贪
“低 调，低调得很，可以说是深居简出。”这是山西一名官员对履新3个月的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晓薇的印象之一。
官方报道或可证明这一点。廉政瞭望记者检索发现，3个月来，山西省纪委网站“领导活动”一栏，仅报道过黄晓薇主持的3次会议。截至2014年12月21日，《山西日报》对其仅有10次列名报道。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履新3月，除了一次陪同王儒林到晋中外，尚未见黄晓薇单独赴省内地市调研的报道。
与对外低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身兼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的黄晓薇到任后，刚刚经历官场“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在反腐力度上的高调加码。一边配合中央纪委深挖线索，一边自主办案割毒瘤，使得黄晓薇成为2014年最受关注的“打虎女将”。
观察人士认为，黄履新后这些天，工作上最大特点就是“移植”中央纪委的新经验。
“打虎”自不必说。黄上任刚半月，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即被调查。3个月来，被查的重量级贪官已有20多人，包括时任忻州市委书记、省国土资源厅长、煤炭工业厅长等“省内老虎”及左云、柳林等7市县的书记、县(市)长。
“现在山西除了自主办案，案件通报也很及时，很像中央纪委的风格。”观察人士分析。而在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等2人被双开通报中，更首现“女贪官通奸”。
“还有个特点是严查‘自己人’。她原来在中央纪委就与网友‘交过底’，到任山西第二天的电视电话会，就提出了要解决‘灯下黑’，语气‘沉稳铿锵’。”山西一名听过黄讲话的纪检干部说。3个月来，被查处的除了曾在省纪委工作的张秀萍外，还有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等。
事实上，低调行事、高调肃贪一直是黄晓薇所奉行的原则。上述人士分析，这一方面是纪检工作的特殊性，一方面或是个人性格使然。
1961年出生的黄晓薇，曾任职于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直接参与办案近10年。这期间，她仅有两次引人关注，一次是2006年12月，向山东省委常委会通报该省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案情。一次是被评为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如今，黄晓薇已度过磨合期，前同事迟耀云也从中央纪委空降而来与之配合。然而，要真正肃清“塌方式腐败”的影响，重振山西，黄晓薇和同事仍将面临艰辛挑战。
“官逃克星”刘金国：“苦行僧”，更是纪检行家
“猎狐行动不力的省份要做检讨。”2014年12月，当选中央纪委副书记不久的刘金国再放狠话。作为旨在缉捕外逃经济犯的“猎狐行动”指挥官，刘金国2014年下半年的工作多围绕它进行。
7月22日部署“猎狐”，强调“涉腐的外逃嫌疑人能否到案，关系到反腐斗争深入开展”；
10月30日开会指出，要突出重点，把涉案金额大、群众反映强烈的作为追逃重点；
12月5日受访放话，“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中央纪委网站随即邀海外网友举报外逃贪官……
截至12月初，“猎狐行动”已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428名，不乏贪腐分子，如刚回国自首的辽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等。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刘金国首次指挥大战。2011年5月，他就担任了另一与反腐有关的战役——“清网行动”领导小组组长。但此番追逃，时间更紧迫——刘金国称“一分一秒也不能放过”。面临的挑战却更大——有的贪官颇具分量。需要协调的国家和部门也更多。
公众对刘金国并不陌生。他曾获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素有“苦行僧”之名。刘金国“爱人是临时工，38个亲属无一跳出‘农门’”，亦广为传播。他还常拍案而起，一次出差得知某领导司机寻衅伤人，他气得摔了杯子，将其依法严惩。
“除了清廉，敢碰硬，他在纪检系统工作多年，也很懂行，而这点是一些媒体容易忽略的。”一名公安系统纪委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据透露，2009年担任公安部纪委书记不久，刘金国就表示：“纪委不办案，就如同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要像打击暴力犯罪一样严惩腐败！”进而查办了一批局级领导干部案件，并研究如何深挖，办得彻底。刘当年的行动，与如今中央纪委的思路契合。
有理由相信，2015年披露的猎狐成绩将更为丰硕。在上述官员看来，如今身兼11职的刘金国的意义还在于，树立了纪检干部“自身硬”的标准。正如刘金国回应有人认为他“装”时所说：“那我就‘装’到死。咱们共产党人都‘装到死’，不就成真的了吗？”
“急先锋”刘源：2014，军中反腐再亮剑
随着徐才厚、谷俊山等大案取得进展，军中反腐正引向深入。2014年，多家官媒公开披露了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他的战友为“打虎”豁出命的细节，称其为军中清流，及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红色后代代表。
10月28日，《解放军报》微博刊发罗援少将文章称，刘源政委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时，几经磨难。后来刘源横下一条心说，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把贪官拿下来。他的坚持和担当，对党的一片赤诚，推动了军内反腐。
“如果不是刘源和刘源们，特别是中央的支持，这件事(谷俊山、徐才厚案)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想象！”罗援写道。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过去的一年，刘源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公开报道中，仅有3月代表总后与陕西签署合作建设第四军医大学协议、评价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贴切”，出任电视剧《彭德怀元帅》总顾问等几条。12月8日，央视播出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研讨班开班画面，刘源现身主席台，表情肃穆。
低调背后，则是2014年以来总后系统反腐动作频频：“打虎”浪潮中，多年来在总后系统任职的女少将高小燕涉工程受贿等落马。制度建设方面，则有6月，军队人员住房报告公示和核查制度建立。7月，《军队审计发现违法违纪线索移送办法》发布，后解放军审计署由总后划归军委直接领导。
作为总后政委，刘源年内两次公开撰文，均涉及反腐。11月3日，解放军报摘登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受 “四风”习气影响、贪腐问题冲击，特别是徐才厚、谷俊山对军队政治生态的破坏，高中级干部公信力缺失亟待解决。贯彻“三严三实”，最紧迫的是推进反腐倡廉……
24名巡视组长：老将未卸甲，“新人”要争先
2014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委常委韩学键落马。此时，距离中央巡视组向当地反馈情况不到两个月。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去年三轮巡视，共派出中央巡视组39个，担任巡视组长的24名高官，更被称为“打虎”中坚。
2014年以来，年龄最大的两名组长——已年满70岁的张文岳、徐光春分别巡视了山东、上海，北京、江苏。68岁的马铁山，则在2014年三批巡视中都挂帅出征。这3名已有多年经验的老将此前战果丰硕。如2014年2月，徐光春向云南反馈情况。8月，该省原书记白恩培遭调查。官方透露，此案线索正是巡视中发现的。
按中央要求，巡视组组长一般不超过70岁，在老将逐渐淡出的同时，亦有新面孔加入。2014年7月进入巡视组长库，二、三轮时巡视浙江、环保部的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成为了巡视组长中少见的60后。他和叶冬松、刘伟等一起，组成了组长库的年轻梯队。
由于有着充沛精力与丰富的行政经验，这批新面孔广受期待。对于他们的打虎能力，一个例子足以说明：2013年11月，初出茅庐任组长的叶冬松(河南省政协主席)率队进驻山西。3个月后，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落马，揭开了“坍塌式”腐败“序幕”，牵出了令计划。2014年，叶冬松又挂帅巡视西藏、中国科协。
2014年的“巡视打虎”队，另一个特征则是专业化。在第二、三轮专项巡视中，出身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的张化为、宁延令等7人由副组长转任组长，被认为凸显了中央对此前巡视工作的肯定，随着专项巡视的推进，这些办案高手将拥有更大的舞台。
截至目前，2014年巡视过的山东、天津、海南、河南等地已有“老虎”落马。中央巡视办副主任张本平透露，由这一年巡视“揪出”的高官还包括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长顺、海南原副省长谭力等……
年度反腐八大细节
文_本刊记者 康琴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反腐细节一：官员会场被带走现场
会场是官员日常工作里的必由之所，如今，去开会却不再那么例行公事、心安理得。对于“心中有鬼”的官员而言，会场无异于“雷区”，说不准哪天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去年6月27日下午召开的广东省省委会议，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会上，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纪检工作人员当众带走，令在场的同僚无比震惊，而一张疑似其被带走的“现场直播”照片则引发疯转。虽然后来照片被辟谣，但也可见公众对“打虎”的关注。
前一秒还高坐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的官员，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一出出剧情反转、狗血一地的官场现形剧相继上演。被同样的方式带走的还有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等等。
这样的节奏让还安坐于会议席的很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了。
为了确保自己不是“一去不返”，一名官员开会前专门向“大师”请教，待“大师”称没事后才安心出门。谁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刚一到场就被抓。
反腐细节二：通报上的“通奸”
野心勃勃、“多情”的官员往往要被欲望的火把自己给烧着。2014年的贪官辞典里，“通奸”这个自古就隐晦的词被一再提及，十分刺眼。
在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党纪严于国法，不洁身自好的党员干部必然要受到党纪惩戒。
而经济上的腐败往往与生活中的腐化“孪生”。有媒体统计，自2014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以来，至少有30名以上落马官员因“通奸”被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包括周永康、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多名高官。落马官员生活作风腐化的比率奇高。
“通奸”并非是落马男性官员的专属，11月26日，官方对山西两名女官员的通报中，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此举引发争议：是否涉嫌隐私？事实证明，对于堕落腐化，不注重自身品行修为的官员，法纪面前不分男女，坚决通报和处理，纵然颜面无存，亦是咎由自取。
反腐细节三：当庭忏悔
2014年，声泪俱下地当众忏悔成了“时髦”，能与一干吸毒、卖淫的劣迹艺人相“媲丑”的，要属贪官了。
9月24日，河北廊坊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刘铁男容色憔悴，数度痛哭流涕。然而错已犯，刑已判，再声泪俱下的忏悔，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忏悔中，刘铁男痛心“因为自己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历来贪官都是害己害人，可惜不到最后的审判，少有人能有这样的觉悟。
同样在当庭忏悔中声泪俱下的，还有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内蒙古自治区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接受调查期间写出了万字悔过书，深刻剖析自己堕落的过程。
而当初在台上风光无限，今日阶下囚声泪俱下忏悔，身份和形象的落差的两重天，对于目睹其忏悔的官员们来说，亦是冲击。
然而，信任一旦被撕破，即便痛哭流涕，也有被当成作秀的嫌疑。与其落马后每天活在忏悔自责中，不如两袖清风，每天睡安稳觉来得实在。
反腐细节四：被烧坏的点钞机
点钞机，这个本身就带着悲情色彩的商品——被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在2014年，又无辜躺枪，跟贪官扯上了关系。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16台点钞机点算赃款，当场烧坏4台！有网友脑洞大开，算了一笔账，1亿现金假如都是百元大钞，连起来总长度约合155千米，是北京五环路全长的1.5倍。
超越群众想象力的贪腐案件还不是个例，不久，东莞市人大原副主任被带走时，家中赃款清点花了整整12小时，又有3台验钞机“光荣牺牲”。
这一台台烧坏的点钞机，在刷新贪腐金额上限的同时，也刷新着群众的心理底线，心惊的同时，也让人心寒。
钱可以烧掉点钞机，还可以烧掉官员的身家性命，一旦深陷贪婪泥潭，便难以自拔。家里放着上亿元现金的贪官们，难得睡一个安稳觉，如今在高墙之内，终于可以踏实地做梦了吧。
反腐细节五：点名道姓曝光
2014年，中央纪委网站成为问题官员的“曝光台”，这一年里，以实名、实衔“荣登”中央纪委网站的官员名单有一长串。
在这之前，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公开批评或公开通报案件时，常常充斥着“某某部门”、“某某领导”等语焉不详的字眼，通报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对此现象，王岐山强调：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他还指出，对存在的问题要敢于瞪眼、敢于红脸，从严执纪、不留情面。
这一年，“不点名”式通报批评成为过去式。
对违纪违法行为实行点名道姓曝光，将不法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让被曝光者受到震慑，也让其他人受到教育。
毫不留情的点名道姓，使违规违纪的处理更具体、更透明，无形中提高了官员的违纪成本，对当事者而言是深刻的惩戒，对其他官员则是生动的警示：违纪时不知收手，被曝光时遑论颜面！
反腐细节六：断崖式降级
2014年频频出现的“断崖式降级”，让违纪官员饱尝“坐过山车”的滋味，从出门前呼后拥、专车接送的省级、厅级“一降到底”成为“坐冷板凳”的科员，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前的下属成为领导的尴尬，都令违纪官员们“吃不消”。
遭遇级别“跳水”的，有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等等。
“断崖式降级”意味着什么？专家分析，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死灰复燃”。但降级则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则只能从头开始。
有网友调侃，这一招，将在官场潜心耕作大半生的官员“打回原形”，辛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风险，值得官员们三思而后行。
反腐细节七：中央纪委网站“几时见”
12月25日公布的年度网络舆情形势分析披露，2014年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TOP10名单上，中央纪委网站排名第9，这是近年来官方网站首次上榜。
这一年，中央纪委网站因频频曝光贪腐官员，而成为众多网络热点的“发源地”，登陆各大媒体头条，并被网友总结出了“周一见”、“周五见”、“下班后见”等“爆料”规律。
将自身定位为公共舆论传播平台的中央纪委网站，灵活运用传播规律，连续几周在周五公布最新案情后，就被敏感的媒体和网民发现了“规律”，并且开始定时守候，而这种“点击期待”也迅速地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进一步扩大了网站的影响力。
相继被发现的“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起床反腐”等，成为人们看待中央纪委反腐决心的一个全新视角。
统计发现，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大部分都是在晚上(下班后)公布，其中又有近一半是在周末。这是因为秉行“打虎不过夜”，当天处理当天公布，而周末休息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关注。
在中央纪委网站不停歇的更新状态中，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和净化风气的决心，也在这些持续的行动中，增强着对于反腐和反“四风”的信心。
反腐细节八：官员自杀
自杀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据统计，2014年官员自杀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年，官方认定的就已超过40起。
是什么让官员们走上了不归路？在官方说法上，或因抑郁症，或因多种疾病缠身，或因工作压力过大，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据媒体统计，有近三成的官员自杀发生在被调查前后，他们在自己即将“被带走”之前选择“自行了断”。比如，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得知将在参会时被带走，在参会前跳楼身亡，遗书中称“对不起组织”。另外一些并未公布原因，比如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爆出其贪污问题。
分析显示，自杀官员中基层官员多，正职官员占比高。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之间，多数正值壮年。自杀多采取自缢、跳楼等方式。
在廉政瞭望《公务员健康报告》中曾提到，35%的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晋升压力、问责压力、腐败问题等，都成了压力的来源。而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决心和力度，力推境外“追逃追赃”等一系列行动，客观上断了众多腐败分子的后路。
有人说，自杀者往往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念头，然而死后追责机制让“牺牲”的意义失效，对自杀官员，既不会听之任之，也不能不了了之。
一了难百了。
于仕途，导致官员走上歧途的是细节的失守；于中央，反腐要行之有效需要细节的落实；于体制，值得反思的也是细节的完善。
2015反腐五大猜想：哪些老虎还将被打？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采访整理
2014年以四个“特大老虎”被缚，数十名贪官被查、制度建设推进等诸多战绩，在反腐历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不难看到，腐败带来的挑战非常严峻。
展望2015年，当前高压反腐的态势将如何延续？哪些地方和部门将成反腐重点？从巡视结束到被巡视省份开始“打虎”，中间有怎样的过程？廉政瞭望记者分别采访了多名反腐领域的知名专家，以各自视角为2015年的反腐趋势做出分析。
还会不会有“特大老虎”被打？
专家认为，基于腐败的严峻形势，2015年高压反腐态势将延续，反腐的总方针、基调都不会有变化。策略上，则有望在发力治标的同时，迈向法治反腐。
廉政瞭望：根据十八大后两年的反腐情况，能否对2015年反腐的总趋势，包括反腐方针，态势和可能的政策变化等做一个预判？
李成言：我认为反腐方针不会朝令夕改，它的政治性、持续性都很强。现在的最高方针，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管谁违法，都要一打到底。而在细节的调整上，2015年的一个重点就是通过反腐、巡视等的实践和深化，推动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任建明：十八大后，已有不少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从中央层面，还会继续推动。2015年在反腐的法治化，制度化方面，很可能有新突破。有些已经列入议程，比如要修订一批反腐败的法规，此外，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中央指导下的试点。
毛昭晖：2015年，我的期待是“两个转型”，一是从治标为主到治标与治本并重，二是权力反腐向法治反腐的转型。但2015年遇到的问题会更复杂，反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大量的潜伏的腐败分子，也在摸你的底，以便搞出新型腐败。
廉政瞭望：关于2015年的反腐趋势，不少读者最关心的是，还会不会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还有“大老虎”因贪腐被打？
李永忠：还会保持高压态势。因为在现在强力高压反腐下，不少官员只是暂时的收敛收手。一旦高压松下来，很可能立马反弹。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将改革成果加以固化。
唐坤：我认为，反腐在较长时间内必然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现行的治理体系中，保证反腐“打虎”的高效率和威慑力。
毛昭晖：有没有大老虎被打，这个问题不好判断。但从中央的决心、2013到2014年反腐发展来看，应该会有副国级“大老虎”被打，因为高压态势将保持下去。
哪些地方将成腐败重灾区？
2015年，此前被巡视单位、国企及金融机构、查办案件较多和较少的地区，或将经历严峻考验。
廉政瞭望：能否预判到2015年，哪些地方可能案件高发，成为腐败重灾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我曾比较了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报告，巡视组向江苏省反馈时，谈问题用了673字，对黑龙江省谈问题用了510字，问题较多较重。还有体育总局、一汽等，虽用词不多，但分量较重。从巡视发现问题到报告线索，再到交给办案部门核实，掌握确凿证据，最后“两规”贪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想，随着以上程序的推进，被巡视省份可能还会有新“老虎”。比如目前，黑龙江刚有两名副省级干部落马。
任建明：2015年，王岐山提的“四类干部”仍是查处重点。具体到哪些省份反腐力度大，可能是“一头一尾”，即今年办案较多的省份继续推进，如广东。同时，十八大以来查案较少的省份，办案数量也可能急剧增长。前者是已落马官员会牵出更多人，后者是受中央和其他省级带动，深入反腐。事实上，各地的形势都挺严峻。
此外，国企反腐也将掀起高潮。中央2014年第三轮巡视，就进驻了多家国企。它们数量很大，从过去情况看，也属于腐败严重的领域之一，前两年，我们查处的主要集中在少部分领域，如石油等，明年，乘专项巡视的东风，应从总的案件量、反腐领域上进行拓展。
乔新生：我分析，2015年随着反腐的推进，在国企反腐之外，还可能深入到一些关键领域，如金融、电力、通信等行业，这是反腐深入的标志之一。
落实“两个责任”，谁将被问责？
2014年，中央和中央纪委进行了多项有关反腐败的试点和改革。其中，落实“两个责任”已深入人心。专家认为，2015年，这些措施将逐渐显现成效，同时还应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深化，强化问责。
廉政瞭望：在落实“两个责任”上，2015年应如何继续加强？
毛昭晖：现在各地都在贯彻“两个责任”，但还没有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特点，更具体、细化的指导性意见。我认为，2015年，中央应该出台这样的意见。在二者关系上应该更突出党委在预防腐败方面的主体责任，纪委在查办案件、执纪监督上的责任。某种意义上，党委在主体责任方面做多了，纪委的监督责任就可能弱化。纪委强化监督责任，又受制于现行体制。
2014年的纪检体制改革主要是点对点的改革，如双报告、两为主、向中央部门派驻纪检组等。这些改革取得的成绩，都将在新的一年显现出来。但在新的一年，这些改革都应更强调系统思维，以改革的精神继续深化。
任建明：2014年，各地对落实“两个责任”有了深刻认识。2015年在追究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的当事人上，应该会有突破，这也是一大难点。去年的实践中，某些省份“一把手”的调整，就有被追究主体责任的味道。
另外，三中全会提出了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也是迫在眉睫。不妨找出原有责任制中的责任追究内容不能很好执行的原因，加以改进。
外逃“大老虎”将被引渡回来吗？
专家透露，曾有国内贪官五六十岁了，到外国申请所谓政治避难时，居然还申请一个“受计划生育政策迫害者”，并达到了目的。这反映出海外追贪的复杂性。
廉政瞭望：2014年“猎狐行动”取得很大成绩，2015年的海外追贪上，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外逃的一些前高官，可能被引渡回来吗？
李成言：2014年针对经济犯罪、诈骗的“猎狐行动”，为贪官引渡积累了经验，但两者有很多不同，后者更复杂。我认为，官员引渡追赃，2015年可能会取得进展的领域有：
首先，可能和一些主要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在谈判中达成协议，希望在官员追逃引渡上，不要设置所谓“政治避难”的壁垒。因为很多官员到了外国，为了避免被引渡，一定会申请“政治避难”，程序简单，也很荒唐。有的官员五六十岁了，居然还申请一个所谓“受计划生育政策迫害者”，并达到了目的。
二是要寻求到两国法律的结合点。法律的条文差异性，有时也是追逃的障碍。“猎狐行动”取得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外也有打击经济犯的条文，找到了契合点。
第三，要向美、澳、加等说明，我们的追逃，实际有助于你们的安定，如果你不配合追逃，违背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条约。我们要去做工作，宣传外国帮助追逃的必要性，不能一直打相持战。我想，2015年如能在这三点突破，就有一批贪官被引渡回来。
公众如何有序参与反腐？
2014年，纪检机关紧锣密鼓巩固反“四风”成果，其中的重要一招就是，中央纪委官网多次邀网民出山，晒出身边的腐败和“四风”问题。同时，一些公开举报受到重视，贪官被“秒杀”，也凸显了官方引导下，公众依法有序参与反腐的威力。
廉政瞭望：2015年巩固反“四风”的成果，可以有哪些办法？
毛昭辉：我希望2015年通过深化反“四风”的成果，强化对特权的治理、对特权制度的清理。四中全会也提了反对特权行为。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大量的作风问题，根子都源自特权制度本身。如果这种政治生态不改变，反“四风”只能治标。具体来说，就是加快清理特权制度，搞好机关效能建设。
廉政瞭望：2014年，由官方引导下，公众依法有序参与反腐的形式渐成惯例，接下来将如何深化？
毛昭辉：公众参与反腐很难成为主要的反腐力量，但它非常重要。用什么方式既与体制内反腐结合，又能保持一定独立性，还需要探索。但我有一个观点，如果把群众看成反腐的看客，或边缘化，中国的反腐是没有生机的。2015年，我们可以先强化人代会、党代会等监督，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逐步再向其他方面拓展。
李景平：公众参与反腐是社会进步，也是法治化的重要方面。随着老百姓法制水平提高，对腐败的容忍度降低，就会在社会形成反腐的文化氛围。目前，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反腐的方式很多，举报、电话、邮件、网络等。但参与有主动、被动之分，当反腐不涉及切身利益，而是出于公众利益时，才算是主动反腐，也是社会形成反腐氛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