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来自“诚信东山”的声音
谈起薛娜丽做的洋芋面，父女俩会心地笑了。
彭阳建县不过30年，“彭阳精神”流传于宁夏甚至全国却不下20年。老辈人说，这种精神缘于“自古诚信在东山”的传统。12月16日、17日，迎着突然袭来的寒流，记者奔走于该县的山峁林舍，希望找寻出更多王振举、李志远、吴志胜般的英雄故事。但没想到，一个个平凡却暖心的小事竟让我们难掩泪水，原来平凡之爱才是这片土地最为感人的特质……
父亲丧失劳动能力，母亲离家出走
13岁女孩撑起这个家的希望
和许多单亲孩子一样，薛娜丽不爱说话；和许多单亲孩子又不一样，这个13岁女孩多了一份担当；和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住在学校对面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简陋出租房里，薛娜丽要学会的不仅仅是做一锅洋芋面，她必须选择懂事，这个家才有希望。
在草庙小学校门对面的街边有一排破旧的平房，揭起其中一扇小木门的门帘，一个腰弯成90度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是薛娜丽的父亲。”男子艰难地歪过头，满脸笑容地邀请我们进屋，他叫薛广科，39岁，不是本乡人，是邻近的王洼镇马掌村人。
2004年之前，薛广科是家里的壮劳力，一个人料理20亩山地不在话下。2004年，突发强直性脊椎炎却将这个农村汉子击倒，最简单的转动脖子对他来说都很困难。那一年，薛娜丽才3岁。强直性脊椎炎也被称为“富贵病”，好吃好喝地养着，病情才会稳定。对于薛广科一家三口，住在马掌村简陋的窑洞里，等待他们的就是因病致贫。
5年后，这个家庭再遭打击：薛广科的妻子离开这个家，那一年，薛娜丽上小学一年级。2009年，薛广科带着女儿离开马掌村，搬到相邻不远的草庙乡，租下学校附近的一间平房，父女俩开始相依为命的生活。
2011年，薛广科和妻子正式离婚，为了让孩子上学更方便，他在学校对面租下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房子，“房租每月80元，现在的收入还算能勉强维持。”薛广科所说的收入，是每月200多元的低保补贴。他们最常吃的饭就是洋芋面，一锅沸水，下点面条，再放一些洋芋块，煮熟后热乎乎地吃一顿。
家里有许多活要干，学校早、中、晚都提供免费餐，但薛娜丽只吃早晨和中午的，晚上一定要和爸爸一起吃，哪怕天天只是一碗洋芋面。去年，薛娜丽学会了做洋芋面，尽管那一锅面煮糊了，但薛广科是笑着吃完的。从那以后，只要时间允许，薛娜丽都会主动做饭。到目前为至，她只会做洋芋面。
出租屋里没有电视，薛娜丽唯一的爱好就是画画，桌上贴着一张奖状，是她三年级时获得的绘画三等奖。薛娜丽说，她最爱画动物，最喜欢画的题材是“一匹孤独的小马坐在草地上”。
薛广科希望女儿能到县城中学，每周回家一次。每说到这个话题，薛娜丽都不吭声，她坐在爸爸身边的小板凳上，紧紧抱着最心爱的白色毛绒兔，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眼中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坚定。
薛广科拉着女儿的手说：“她不想住校，现在每天晚上都是紧紧抱住我的胳膊，才能踏实地睡觉。”13岁的薛娜丽还不懂得很多大道理，但她知道：不管以后怎样，我都要和爸爸一同走下去……
两个弟弟有病，一双儿女待抚
她以一己之力硬挺了过来
家住白阳镇的任旭霞今年49岁，比起去年我们初见她时，现在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
坐在她面前，听着她的讲述，看着她身边两个身智残缺的弟弟，我们难以想象，这20多年来，她是如何挺过来的？
1989年是任旭霞最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她失去了母亲，也是这一年，大弟被车祸夺去生命。时隔一年多，三弟也在车祸中丧生。经受不了重重打击，父亲精神崩溃了，久病之后，于2003年过世，留下任旭霞和两个弟弟。任旭霞的二弟先天小儿麻痹，一条腿畸形，还有严重的癫痫；最小的弟弟受不了接连失去亲人的打击，精神分裂，一到夜晚就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翻过院墙，消失在夜幕中。
任旭霞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两个弟弟。为了让弟弟的病情得到控制，她想尽办法让他们吃药，甚至偷偷放在米饭中拌好，骗弟弟吃掉。为了方便照顾他们，任旭霞买断工龄告别在粮库的工作。2006年，丈夫无法坚持这样的生活，选择了与任旭霞离婚。
没有工作、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弟弟、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任旭霞的命运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但她在当时那种几近绝望的状态下，硬生生熬了下来。政府相关部门曾表示要帮助她，让她把两个弟弟送到养老院，但她婉言谢绝了。
2011年，政府给姐弟3人分了一套廉租房，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两个弟弟睡在唯一的卧室里，任旭霞则在厨房里支起一张小床。言传不如身教，任旭霞的一双儿女虽然从小缺少父爱，却都很有出息，一个成了县城中学的老师，另一个以全县第7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
两个弟弟也在她长年悉心照顾下病情趋于稳定。二弟癫痫病发作越来越少，小弟的情况也渐趋正常，小弟有时候可以帮她干一些简单的事，比如下楼帮她买东西。“他就是常忘记拿别人给找的钱。”说完这一句，刚擦掉泪水的任旭霞破涕为笑……
好事赞起来，坏事去无踪
红黄榜“照”出荣辱观
当来到古城镇，镇干部建议我们去高庄村看看，看看这个村子的民风是咋转变的。
原来，从今年4月开始，高庄村里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道德红黄榜”。谁家偷着放羊、谁家的媳妇最善待公婆……看看这个榜单，啥都知道了。
带着这份好奇，我们走进了高庄村村部的院子，迎面就看见宣传栏上几个醒目的大字“道德红黄榜”，红榜下贴着6条“新闻”，黄榜下贴着两条“新闻”。
村支书刘振权介绍，红榜说的都是好人好事，黄榜则是负责通报批评的。仔细看红黄榜上的“新闻”，还真是家长里短、面面俱到，有表扬敬老爱幼好儿媳的，称赞维护村里环境卫生的，也有批评违反计划生育的、偷偷在封山禁牧区放羊的。村主任晁彦铎说，可别小看这个“道德红黄榜”，自从贴出来后，村里的麻烦事明显少了，如赌博、酒后滋事、破坏村里环境等；有“面子”的事多了，比如道德意识提高了、村民之间互助帮助、敬老爱幼渐成主流、读书学习成为时尚等。
刘振权坦言，设立“道德红黄榜”不是为了争取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正确的荣辱观，促进和保持高庄村淳朴民风。
讲诚信、守公德是高庄村的老传统，但一度社会矛盾问题突出，成为全镇的“刺头”。让人欣慰的是，在“道德红黄榜”等措施的推动下，讲诚信、守公德的传统美德在消失很多年后，又重回到高庄人的生活中。年轻的晁文晁武兄弟带领村民外出务工，这两年在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甚至贷款给工人发工资，靠这种诚信，他们如今已经是彭阳建筑业小有名气的老板，工程甚至干到了银川。邻近的打工仔都流传一句话：跟着高庄村包工头，工资肯定有着落。
“红黄榜就是一面镜子，时时‘照’着我们的言行。再过一年你们再来，黄榜可能就没有了。”刘振权在对记者说这话时，显得自信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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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置东山县(今古城镇境内)，属镇戎州，“东山”一词由此而来。1949年8月解放后至1983年10月，境内隶属于固原县。1983年设立彭阳县。
东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涵盖窑洞文化、古迹文化、革命斗争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庙会文化、阴阳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内容。
(记者 邹炜新 马骋)
